我国僵尸企业的分类治理策略——基于财政补贴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利用2007—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分类治理的思想,探究了我国僵尸企业治理过程中财政补贴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发现:设计合理的补贴策略能够有效治理僵尸企业。具体而言,以出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产能转移类的财政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复活的概率。究其潜在的传递机制,这一治理效应主要是通过产能的海外直接转移以及逆向技术效应这两条途径实现的。我国僵尸企业的治理应该采用分类处置的策略;对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应该给予一定的促进国际产能转移的财政补贴以及增加企业创新能力,从而提高企业产能利用率,提升产品供给能力;政府治理需要设计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提高补贴配置效率。     

空间外部性、比较优势与制造业集聚

本文综合传统比较优势和外部性因素在新经济地理框架下建立理论和计量模型研究了我国284个地级市制造业集聚的影响机制及其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传统比较优势仍是影响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素;各级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的空间关联性,且已超过传统比较优势成为制造业集聚的主要来源;传统比较优势与空间外部性对制造业集聚的作用分别由西到东和由东到西依次递减。该结果为进一步促进区际产业转移和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关联与僵尸化风险——基于信贷资源获取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12~2019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关联诱发僵尸化风险的效应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关联对企业僵尸化风险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具体而言:银行关联通过影响信贷资源获取诱发企业僵尸化风险;但非银行金融关联以债券融资作为渠道的作用机制并未得到实证结果的支持;企业同时具有政治关联和银行关联对企业僵尸化风险具有正向交互影响,但政治关联与非银行金融关联的交互影响不确定。因此,为防范企业僵尸化风险,应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完善金融体制,并进一步打破预算软约束和债务刚性兑付预期,以缓解企业政治关联对金融资源配置的负面干预。     

产业集聚:外部性与企业效率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行业内集聚和跨行业集聚经济所引致的外部性为视角,利用沿海地区制造行业四位数行业数据,实证分析了产业集群、产业外部性与企业效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沿海地区行业内集聚和跨行业集聚在制造业中普遍存在,跨行业集聚仍处于劣势;产业外部性与企业效率有显著的依存关系,产业外部性在一定条件下利于企业效率提高,高效率企业是外部性的重要源泉;不同制造业之间集聚方式差异性大,专业化行业内集聚明显,而多样化产业跨行业集聚明显。     

中国产业升级中的僵尸企业退出机制研究

僵尸企业是困扰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僵尸企业严重干扰市场秩序,阻碍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影响中国的产业升级。政府过度干预、GDP晋升激励机制、金融资源错配和预算软约束是僵尸企业产生的重要原因。政府应在减少行政干预、完善企业破产法律制度、硬化预算软约束、加强僵尸企业的债务管理和处置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     

人力资本的外部性与城际收入差距——基于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人力资本外部性分为技术外部性、金融外部性和非市场外部性,人力资本集聚所产生的这些外部性会最终影响到区域工资水平。采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及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和教师数两个代理变量对人力资本外部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每1%的工资差距中,有0.2%-0.3%可以归因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第三产业的发展、FDI的增加均有助于工资水平的提高;住房成本与工资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关系,但工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房价增速;人力资本单纯回报较低。     

集聚经济、外部性治理与城市工业排放效率

基于201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构建城市工业排放效率评价模型,探讨集聚效应利用不足和环境外部性治理失灵对城市环境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减少城市工业排放,集聚效应利用不足和环境外部性治理失灵导致实际工业排放对有效水平较大程度的偏离;城市规模越小,对工业的依赖程度越高,经济密度越低,产业集聚不足所产生的影响越大,大城市在环境治理效率上并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优势。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提升产业集聚水平、转变产业结构、增强城市管理和环境治理能力等政策可以改善城市环境,推动城市发展。     

企业债务风险防范中的地方政府角色定位

针对企业债务风险,政府应本着以预防为主,以结构性去杠杆为思路,以市场化方式分步骤、有计划地加以防范和化解。应建立地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债务动态监测机制,以债务重组的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困境,以创新发展提升企业盈利能力,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部分僵尸企业债务风险,适当释放无法处置的企业债务,让僵尸企业尽快退出市场,给新经济发展腾挪空间和资源,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创新资本市场服务模式,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加强企业债务风险防范的法治建设。     

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有力保障,对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2—2021年20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和1625家上市企业相关研究数据,考察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生态环境能够正向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人才资源集聚、政府治理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均能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非中心城市、初期创立阶段、强竞争力行业与高技术行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受金融生态环境的驱动效应更强。据此,可以通过打造金融生态产业集聚地、推动多主体金融生态服务落地、发挥企业绿色标杆引领作用,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产业集聚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基于产业集聚相关理论的视角,利用我国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制造业公司2006-20122006 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产业集聚对于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产业集聚能够显著降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但这种影响效应对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以及不同规模的企业存在显著差别,其中产业集聚对于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国有企业,对大规模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强于小规模企业。     

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基本逻辑与现实选择

作为区域协调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资源空间配置的典型组织形式,开发区通过招商引资吸引要素、企业和项目入驻,成为产业集聚空间载体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是中国最为重要和成功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基于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基本逻辑与特征事实,以及“国家-城市-开发区”层面测度数据,本文从产业属性、企业特征、集聚理论、产业链布局等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偏好。研究发现,从产业属性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既重视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还注重国家和地区产业禀赋的现实基础;从企业属性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时倾向于选择产值高、技术创新强、外向型的企业,而非税收与就业创造强的企业;从集聚理论来看,开发区偏向于选择集聚外部性较强产业的企业;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既强调围绕现有产业链环节以巩固现有优势,也强调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以发挥产业链竞争优势。本文认为,开发区招商引资时强调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引领、注重现实产业基础、依据集聚外部性理论、重视企业竞争优势、围绕产业链固链延链,这是中国开发区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本文为认知中国开发区的运行逻辑提供了理论释义和微观证据。     

金融产业集群的外部性与竞争力研究

文章在分析金融产业外部性的特点的基础上,结合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构建了金融产业集群影响金融产业竞争力的分析框架,从集群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角度出发,从提高经营效率、缓释金融风险和促进区域金融创新三个方面研究提升金融产业竞争力的路径,并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提出几点建议。     

政府扶持促进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吗北大核心

基于2007~2015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外部性理论和实证分析方法,从企业盈利能力与研发能力两个角度出发,探究政府扶持对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影响。通过对新能源企业和传统企业的数据分析发现:作为政府干预的直接手段,政府扶持并没有解决光伏等发电企业需求不足的问题,没有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但对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扶持具有正向作用;在研发投入方面,新能源企业并不具有研发优势,政府扶持也没有对企业研发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在当前形势下,为提高政府补助的利用率,应加大对消费者的补贴,同时既要有资金的扶持,又要有政策的扶持。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否提升城市专利质量？

产业协同集聚与融合发展已成为带动地区创新发展的重要手段。研究测度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度与城市专利质量水平,并实证检验了协同集聚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能提升城市专利质量水平。产业协同集聚是促进地区创新的空间前提条件。主要影响机制的探讨表明,知识外部性溢出与分工深化是导致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中介渠道,但创新成果转化加速的中介提升机制尚不明晰。分地区看,相比于欠发达地区,发达地区产业协同集聚更能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分行业看,制造业与金融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协同集聚所带来的城市专利质量提升效应更加明显。目前中国整体上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存在的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问题是促进城市专利质量提升的主要障碍。     

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

中国城市群将成为未来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而城市网络外部性是挖掘城市群经济增长潜力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城市网络外部性的理论构建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模型，运用空间计量的实证方法，利用2003—2019年中国12个城市群1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中国城市群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城市群外的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的劳动力和技术产生更强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且城市群内部的高铁可达性可以强化劳动力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关联度可以强化技术的正向城市网络外部性。根据本文结论，加强城市群内城市间联系，完善城市群内交通基础设施，促进城市群内城市间产业关联，是中国城市群未来实现城市经济协同增长的主要途径。     

金融集聚视角下区域技术扩散的机制与成效 ——基于长三角六大都市圈的实证及比较

本文通过构建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将金融集聚促进区域技术扩散的融资支持、信息传递、风险分散三大机制引入空间杜宾模型,利用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地级市层面数据,实证分析并比较金融集聚对长三角六大都市圈技术扩散的促进机制与成效差异。结果显示：上海大都市圈金融集聚促进技术扩散主要体现为融资支持机制,宁波都市圈主要体现为融资支持和信息传递机制,苏锡常都市圈和杭州都市圈的作用机制全面且成效显著,南京和合肥都市圈内技术扩散成效不显著;从金融子行业集聚来看,银行业集聚在各都市圈技术扩散中起主导作用,证券业集聚对苏锡常和杭州都市圈的促进成效突出,保险业集聚的技术扩散成效不显著;在各都市圈中心城市构成的Z字型辐射带域中,上海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南京、苏州、杭州、宁波、合肥对所处都市圈的技术扩散起到承上启下的枢纽作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僵尸企业处置与退出机制研究

由于产能过剩、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房地产行业，中国经济从21世纪初期的高速增长过渡到现在的中速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生产要素得以优化配置，同时调整经济结构以促进经济增长。2008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让一些盈利能力差的企业获得了政府贷款。在经济复苏时期，这些企业还能获得一定利润。但是随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国际重大事件的暴发，很多企业出现了经营困难，甚至倒闭。但也有一些僵尸企业靠政府补贴、银行贷款而存活下来，它们占据了社会的一些宝贵资源。如何处置这些僵尸企业以及建立完善僵尸企业的退出机制是研究的内容。     

银行贷款、投资行为与僵尸企业

僵尸企业的负外部性是文献研究的核心内容,但有关僵尸企业微观效应的研究成果较少.文章基于2012—2018年中国上市僵尸企业样本,通过构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从预算软约束视角实证探讨了僵尸企业银行贷款和投资行为的特征.研究发现僵尸企业新增银行贷款与抵押率的关系不显著,僵尸企业资本投资与新增银行贷款显著正相关,但与投资收益率的关系不显著.实证结果表明:僵尸企业银行贷款对抵押物价值不敏感,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僵尸企业新增银行贷款促进了资本投资水平的提高,但并未带来有利的投资收益,僵尸企业并未进行高效投资.研究结论为中国僵尸企业对银行贷款和投资行为的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政策启示意义在于硬化约束、提高投融资效率是治理僵尸企业的重要措施.     

城市规模对异质企业的创新孵化作用研究

城市是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要载体。基于异质企业集聚理论,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构建托宾(Tobit)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对企业的新产品产值比例存在显著影响,城市规模增长促进本地企业创新,但邻近城市规模增长带来一定的抑制效应;具体作用机制包含竞争性孵化和包容性孵化两条路径,不同孵化机制对不同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市场的竞争选择主要作用于低效企业,而高效企业的创新更依赖于城市的中间服务支持。各地区应增强产业政策与城市发展的协同性、提升外部创新环境与企业内在特征的协同性、注重地区间城市化进程的协同性,充分发挥城市自身的市场竞争和中间服务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培育企业创新的内生动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研发要素流动与碳生产率

基于2004～2021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考察在市场化程度的调节作用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研发要素流动影响服务业碳生产率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直接促进服务业碳生产率提升,研发要素流动在其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市场化程度负向调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生产率的直接作用与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路径。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本地与邻地的服务业碳生产率;基于不同行业和区域进行探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鉴于此,应充分发挥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有序引导区际间研发要素流动,全面推进利率市场化。利用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提升服务业碳生产率,有效推进服务业绿色低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