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管制下南北投资份额、消费份额与污染总量分析

区域合作的、非合作的环境管制以及不实行环境管制三种情况下企业区位转移,都将带来区域投资份额、消费份额与环境污染总量的变化。对于整体经济,区域间合作的环境管制是最优选择;对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考虑消费份额还是考虑投资份额,不实行环境管制都是最劣选择。本文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以及为国内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坚持严格的环境管制,提供了理论支撑。     

财政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医疗医药行业文本分析的证据北大核心CSSCI

以财政补贴为主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世界各国通行的技术激励政策,这也为后发国家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供了良好的经验借鉴。本文首先利用文本分析、语义引用等方法构建了测度医疗医药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全新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财政补贴对医疗医药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以期检验财政补贴对以医疗医药行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升了医疗医药企业的技术创新数量,但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市场化程度、所有制性质、细分行业不同的企业,财政政策的激励效果存在显著的异质性,激励的质量效应更多体现在市场化程度低地区、国有企业、医疗设备制造企业和中药制造企业。因此,为了更好地助推医疗医药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在实施财政补贴等激励政策时需要综合权衡目标并分类施策。     

非位似偏好、非线性本地市场效应与服务贸易出口

本文将Stone-Geary偏好嵌套到CD-CES效用函数中,构建了基于非位似偏好下的服务贸易模型,并把总需求分解为需求结构与需求规模,从理论上推导出相对需求结构与需求规模对服务业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HME);同时基于2000—2014年42个国家或地区间29个服务业分行业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发现世界各国分行业服务业需求收入弹性差异显著,呈现出明显的非位似特征,并首次从实证上验证了世界整体服务业出口存在需求结构作用的反向HME和非线性HME;并发现当相对市场规模越大时,相对需求结构的反向效应越强。分类型情形下,消费性服务业需求结构作用的反向HME及其非线性效应均高于生产性服务业,而生产性服务业需求规模作用的HME高于消费性服务业;不同类别收入水平国家之间需求结构和需求规模作用的HME差异显著。据此,扩大内需规模、优化需求结构,结合供给侧结构改革倒逼服务业创新,构建外贸增长和收入合理分配并行的激励政策体系等,对一国迈向服务业大国乃至强国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问题的探讨

从2003年1月8号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今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1号文件到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的出台。农业如何增收，农民如何增收．一直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突出、最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试着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当今中国农民增收的瓶颈所在。     

人力资本与农民收入问题的探讨

从2003年1月8号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提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到今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从2004年1号文件到一系列农业补贴政策的出台,.农业如何增收,农民如何增收,一直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突出、最受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试着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当今中国农民增收的瓶颈所在.     

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分解:行业结构差异的新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对于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现有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影响,但忽略了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行业结构差异纳入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分析框架,对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进行理论建模,然后通过反事实构造和数值模拟方法,对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与行业结构差异的贡献进行分解,进而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其贡献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平均看可以直接解释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8.24%,而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共同作用的间接贡献则达到9.2%。因此,忽略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的影响,会导致大城市集聚效应的高估。在考虑行业结构差异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仍是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来源。分行业的结果表明,各行业普遍存在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但选择效应可能不显著甚至为负,这一结果对于实现城市间行业的合理分工及企业合理布局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研究为剖析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也为避免集聚效应的高估以及探寻生产率提升的产业空间分工路径提供了微观证据。     

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基本逻辑与现实选择

作为区域协调的重要政策抓手和资源空间配置的典型组织形式,开发区通过招商引资吸引要素、企业和项目入驻,成为产业集聚空间载体和高质量发展核心引擎,是中国最为重要和成功的区域发展战略之一。基于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的基本逻辑与特征事实,以及“国家-城市-开发区”层面测度数据,本文从产业属性、企业特征、集聚理论、产业链布局等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国开发区招商引资的理论逻辑与现实偏好。研究发现,从产业属性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既重视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的引领作用,还注重国家和地区产业禀赋的现实基础;从企业属性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时倾向于选择产值高、技术创新强、外向型的企业,而非税收与就业创造强的企业;从集聚理论来看,开发区偏向于选择集聚外部性较强产业的企业;从产业链布局来看,开发区招商引资既强调围绕现有产业链环节以巩固现有优势,也强调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以发挥产业链竞争优势。本文认为,开发区招商引资时强调国家和地区战略规划引领、注重现实产业基础、依据集聚外部性理论、重视企业竞争优势、围绕产业链固链延链,这是中国开发区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本文为认知中国开发区的运行逻辑提供了理论释义和微观证据。     

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激励了数量还是质量

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助推了整体科技创新水平的提升,但也带来了微观层面策略性创新和宏观层面“数量长足、质量跛脚”的创新困境。在迈向创新强国之路上,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内涵和重要工具,以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为核心的一揽子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是否导致了中国技术创新上述困境?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利用中国企业授权发明专利数据,以及机器学习和语义引用方法,测度了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税收调查数据、中国工业企业科技活动调查数据和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名录等,实证检验了中国技术创新主要激励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为代表的普适型政策仅促使了企业增加技术创新数量,对企业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②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代表的选择支持型政策,同时激励了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质量和创新数量;③以“政府科技活动资金投入”为代表的自由裁量型政策,则对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都无影响。本文为企业技术创新质量提供了新的测度方法,更为合理评估中国技术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中央和地方的双重政策保护与产能过剩

是不是只要政府予以企业保护就一定会导致产能过剩?针对此问题文章建立了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型,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 、倾向得分匹配法以及事件冲击DID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探究了地方政府在"官员晋升锦标赛"体制下运用财政补贴,与中央政府的产业鼓励政策一起给企业提供双重政策保护,从而导致产能过剩的整个机制.结论表明:(1)单一的政策保护并不会引发严重的产能过剩,中央政府的产业鼓励政策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政策的双重叠加才是导致产能过剩的真正原因;(2)当中央政府明确经济增长任务后,那些所在地政府迅速推出地方版财政刺激计划的企业更容易发生产能过剩;(3)相比较而言,双重保护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