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红利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再生产模式经历了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的人口转变过程。这一人口转变过程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有利发展契机,即人口红利主要通过劳动力供给、储蓄率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影响经济增长。只有从这三方面对人口红利问题进行全面考察,才能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利用"刘易斯拐点"概念来简单判断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或片面强调由劳动人口增长快于消费人口所形成的第一人口红利,都是偏颇的,而由此得出的结论也不能成为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     

中国人口转变与人口政策的演变

对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梳理。以制度变迁理论为视角,分析了这一政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趋势及演变原因。立足于社会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对人口转变新阶段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及其原则进行了讨论。     

人口政策调整的一般均衡分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学界和公众关于调整"一胎"生育管制政策的呼声日高。那么不同的人口政策到底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按户主年龄和家庭规模大小对家庭类型细分为12组,并引入动态CGE模型中,定量分析了不同人口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结构的影响。完善单独、推行二孩晚育政策下的基准情景的人均GDP水平最高;执行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的LOW情景的GDP增长率和人均GDP水平最低;完全放宽人口政策的HIGH情景,虽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承受着巨大的资源环境压力和人均GDP水平不如基准情景。从人均GDP和环境压力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完善"单独"政策,适当推行"二孩晚育"的人口政策,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又能适当减轻社会环境的承载压力。     

低生育稳定期:中国特色的人口转变阶段

从人口转变角度审视和分析当前中国人口发展的形势,提出中国的人口转变有一个独特的阶段,即低生育稳定期。分析了低生育稳定期的阶段性特征。这个时期问题复杂,趋向明朗,是主要矛盾转换期和生育政策调整期。还分析了这一时期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目标的转换及相应的对策。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转变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仿真

文章建立模型探讨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利用由Compertz函数的导函数衍生出的单峰函数模拟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生育率及人口参与率的变化过程。将具有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生育率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函数引入经典的索洛模型,得到一个非自治的微分方程。该微分方程的解是渐近稳定的。文中利用数值仿真展现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变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通过比较常值人口增长率下人口增长与Logistic人口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探讨产生"人口红利"的原因及"人口机会窗口"的大小。     

人口政策的调整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相适应

我国当前必须坚持和完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这是由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是由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态势决定的,是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决定的。从公权私权关系的角度提出"鼓励二胎"、主张借鉴国际社会的人口政策调整我国现行人口政策、认为我国人口风险在积累因而需要调整人口政策、从人口总量发展的数学逻辑角度提出调整人口政策、认为现行人口政策产生出许多实际问题因而要求调整,这些观点值得商榷。当前,应围绕把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到零,同时促进人均绿色国民收入取得明显增长这一主要目标,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结合起来,把解决人口问题与宏观经济调控结合起来,把养老保险逐步转向以社会保险为主,促进流动人口的统筹管理。     

从以人为本看我国人口问题与生育政策

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正在摆脱"人工控制"性质,越来越具有由经济社会发展驱动的自然性质。人口多少是个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只要经济社发展,人口多也不是大问题。在进入低生育率20年以后的今天,我国人口控制任务已接近基本完成,目前人口较多是历史遗留产物,继续保持超低生育率并不能解决人口多的问题,相反对未来人口、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构成巨大威胁。我国人口多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对此需坦然面对和积极应对。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看,放宽现行生育政策势在必行,取消-孩政策迫在眉睫,这不仅是为了人口经济社会长期平稳发展,更是生育权利的合理回归和保障家庭发展与幸福。     

浅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谈起

一国经济的增长源于资本的投入、劳动力的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口增长数量和质量决定了劳动力增长的有效性.人口作为理解经济增长的一个切入口,将在相当长时间里对一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大决定“逐步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背景下,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予以解读,从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口经济理论及西方学者对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展开分析和论证,阐明人口政策适度调整后,经济增长将获得新动力.     

老龄化时代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

作为最具活力的生产要素,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小觑。在收获了长达三十年的人口红利之后,中国正面临老龄化时代的拐点,适龄劳动人口数量下降、社会养老负担加重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新背景下中国人口红利向何处去?人口结构该如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综述相关文献,分析中国传统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梳理出新背景下继续发挥人口红利的应对之策。从对策入手深究,要想从根本上利用既有人口红利和创造新红利空间,最关键的是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     

西海固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文章主要探讨西海固地区人口增长的特点，且在此基础上分析影响生育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因素。结果表明该地区人口增长主要是由少数民族的人口增长过快所致，且人口素质相对低下。这种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态环境恶化、人口超载严重、文盲率高等现象相关。要改变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现状，既要调整经济的发展，又要制订适应当地的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政策。     

我国生育率下降的经济原因分析

西方社会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后人们自觉控制生育的结果，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发达之前出现的，是诱导性的人口转变，社会干预的作用大于或先于生育观念的转变。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有三种力量尤为突出：第一，我们称之为强制性力量，即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第二，我们称之为诱导性力量，即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诱导和宣传教育；第三，我们称之为自发性力量，即随着社会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发展，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综合来说，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计划生育政策三股主要力量推进下实现的。     

确立以人为本的人口与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育意愿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生育政策的约束已经不是主导人们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要尊重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多年实践得出的经验成果。在提倡以人为本的今天,国家应该立即广泛推行二孩生育政策。     

中国人口规模与结构问题及相关政策调整

驳斥了试图通过放松生育政策、调高目前生育水平以解决我国人口结构问题的观点。保持现在的低生育水平,慢慢"消耗"建国以来历次生育高峰带来的"历史"欠帐,是当前我国人口政策最为明智的选择。提出通过其它相关政策措施以改善我国的人口结构。     

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基于中西方经验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分析框架

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介绍了相关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研究的基本思路,确立了核心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研究的主体内容,并针对西部经济社会发展条件的差异,指出了人口转变、人口政策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区域性研究应把握的重点和难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和人口政策取向——基于全面二孩政策效果的分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结构,这就使得现阶段我国的人口规律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社会主义人口规律发挥着主导作用;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使我国人口规律呈现出自发性,削弱了人口政策的效能:非公有制经济的过快发展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总体上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同时,也导致收入差距拉大,劳动时间延长,大大弱化了居民的生育意愿;与此同时,资本为了修复利润率而进行的时间和空间修复,再加上我国公共产品和服务领域的过度产业化,推高了家庭核心消费的支出,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进一步抑制了居民的生育意愿.因此,为保证人口生产适应社会再生产的要求,应从增收和减负两方面着手,切实破除人口政策发挥作用的障碍.此外,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年轻人社会价值观念西化,也是导致生育意愿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应坚定文化自信,通过政策宣传改变这种生育观念.     

1978-2008：影响人口流动的发展政策评价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一些重大的政策显然对人口流动与分布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出人口由中西地区向东部地区的加速流动，人口由乡村向城市流动持续不断，人口分布继续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本文采用Tinbergen理论建立起的分析框架，评价现行发展政策的实施，可能对未来时期的人口流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会对今后的政策制定产生作用。     

中国与印度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基于1960-2010年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19个亚洲国家、1960-2010年的面板数据,比较了印度和中国人口转变的过程及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预测了中印两国人口发展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样本期内,中国人口转变因素解释了人均GDP增长的35.3%,而印度为29.1%,态势上,印度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平稳上升;而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高点之后开始下降;未来发展趋势上,中国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会在本世纪30年代变为负数;而印度在2050年前一直维持较大的正值。     

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中国的人口转变不仅带来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同时引起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改变,总抚养比的降低为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带来了"人口红利"。以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为背景,讨论了不同阶段人口结构的动态变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并检验了其影响渠道及作用条件,发现人口因素的发展变化对我国1996—2010年经济增长率的相对贡献率达到20.18%,但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依赖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     

关于完善现行生育政策的思考

持续了30年的现行生育政策,在对人口控制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在积累负面人口、经济、社会效应:推动人口年龄结构畸形,加速人口老龄化;挤压农民进行生育性别选择;对城乡人群生育权利限定不平等;阻碍新生代教育素质提高;产生大量非意愿独生子女家庭,积聚家庭发展风险和父母养老困境;在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背景下,该政策可执行性越来越弱等。调整现行生育政策,使之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有利于家庭生育权利保护,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