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伦理与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研究——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挑战

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源于女性主义和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理论进展,逐渐成为21世纪颇具活力的福利经济学研究领域。女性主义福利经济学高举女性主义关怀伦理(the eth ic ofcare)的旗帜,首先对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福利观进行了批判,进而从福利主题和内容、研究方法、模型假定等方面对居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提出了挑战,这种批判和挑战为福利经济学走出功利主义困境指明了方向。     

心智成本理论:一个超越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框架

行为经济学提出了一种不同于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行为模式。行为经济学基于实验和经验的证据虽然解释了许多复杂的人类行为 ,但其结构零散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提升。论文试图在心智成本范式的框架下把新古典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统一起来。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沉浮

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历尽了沉浮：19世纪70年代以前,它一直保持着伦理学的传统;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它走入了低谷;20世纪20年代,旧福利经济学的产生打破了它发展的沉寂,福利经济学重新受到重视;20世纪30年代的一次大争论发生了一次大的转折：旧福利经济学被新福利经济学所取代,新福利经济学流行于20世纪30、40年代;在经过了20世纪50、60年代的徘徊时期之后,它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并且出现了向效用主义和基数效用理论的回归趋势。     

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干预的路径选择-从英国政府拟实行人体器官捐赠"推定同意"规则谈起

和谐社会的要义在于,政府干预在增加某些居民的福利时,不能以另外一些居民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目前在各国盛行的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理论难以满足这种严格的帕累托改进要求.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器官捐赠为例,剖析居民认知偏差导致行为偏误的形成机制,以此重新构建政府干预的微观基础,修正政府干预边界,促成政府干预的技术创新.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以"锁定"政策为代表的"不对称家长制"干预技术,能够有效纠正那些具有认知偏差的居民的行为偏误,却不会对理性居民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这种干预效果的非对称结构与帕累托改进标准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为和谐社会政府干预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干预的路径选择-从英国政府拟实行人体器官捐赠"推定同意"规则谈起

和谐社会的要义在于,政府干预在增加某些居民的福利时,不能以另外一些居民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目前在各国盛行的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理论难以满足这种严格的帕累托改进要求。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器官捐赠为例,剖析居民认知偏差导致行为偏误的形成机制,以此重新构建政府干预的微观基础,修正政府干预边界,促成政府干预的技术创新。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以锁定政策为代表的不对称家长制干预技术,能够有效纠正那些具有认知偏差的居民的行为偏误,却不会对理性居民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这种干预效果的非对称结构与帕累托改进标准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为和谐社会政府干预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论宏观经济学之微观基础——基于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争论与解析

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由逻辑体系保证,但逻辑体系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一定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这要求经济分析所依据的制度基础必须联系到人的活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逻辑起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注重人与物的关系及在生产函数和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之微观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新古典传统相比,以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社会关系为分析线索的马克思经济学,正是在其特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及其统一利润率的古典一般均衡的微观基础上,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宏观经济问题,从而形成一个逻辑一致的总量理论体系,完全不同于自身存在各种逻辑悖论的主流新古典理论。     

和谐社会构建与政府干预的路径选择——从英国政府拟实行人体器官捐赠“推定同意”规则谈起

和谐社会的要义在于,政府干预在增加某些居民的福利时,不能以另外一些居民的福利损失为代价。目前在各国盛行的以新古典经济学“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前提的自由主义政府干预理论难以满足这种严格的帕累托改进要求。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以器官捐赠为例,剖析居民认知偏差导致行为偏误的形成机制,以此重新构建政府干预的微观基础,修正政府干预边界,促成政府干预的技术创新。行为经济学框架下以“锁定”政策为代表的“不对称家长制”干预技术,能够有效纠正那些具有认知偏差的居民的行为偏误,却不会对理性居民造成负的外部性影响。这种干预效果的非对称结构与帕累托改进标准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可为和谐社会政府干预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流派渊源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基本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变硬核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引入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的约束 ,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它们抛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硬核 ,如理性选择模型。同为制度经济学派 ,新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派没有任何理论渊源关系 ,但是他们都关注制度问题。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对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呈现出模型化、强调历史的作用、注重制度差异的研究及用制度方法解释发展差异等特点。     

福利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

本文介绍了福利经济学的起源、建立与发展，并对旧福利经济学与新福利经济学进行了分析比较，同时阐述了不同学派的主张及特点。     

行为委托-代理激励新模型及分析框架

标准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沿袭新古典经济学中关于理性经济人、偏好不变、预期效用等基本假定，存在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和悖论。本文从行为经济学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挑战出发，对标准委托-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中代理人完全理性和风险规避等基本假设所带来的缺陷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了如何利用期望理论的价值函数替代期望效用函数、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来构建新的委托一代理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新模型和框架考虑了代理人的心理特征和非理性行为，将增强激励模型及分析框架对现实制度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新古典经济学中效用理论的地位及其逻辑缺陷

与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古典经济学从主观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效用”,并依此解释效用与需求和价格的关系。作为新古典理论的基石,效用理论在需求理论、生产理论、分配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效用理论对需求解释的不完整性,效用的不可计量性,消费者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以及一些循环论证等原因,使得效用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缺陷。     

新制度经济学革命:路径与方向

20世纪60、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许多经济学者大胆预言"新制度经济学革命"即将到来.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并未真正突破新古典分析框架,只是在多个层面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文章在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学说体系的基础上,归纳新制度经济学的三条主要革新路径,通过与主流经济学的综合比较,对新制度经济学各分支革新的路径与方向进行了评价.     

情绪介入经济决策研究的演变路径——从古典经济学到神经经济学

情绪曾是古典经济学研究经济决策的出发点.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决策模型却把情绪视为干扰因素而加以排除.行为经济学从有限理性、偏好逆转和认知偏差中"发现"了情绪对经济决策的重要影响.神经经济学则运用fRMI等脑成像技术揭示了情绪影响经济决策的脑神经机制.文章从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探讨情绪影响经济决策的演变路径,试图运用不同分析视角形成情绪与决策关系的一般分析框架及其适用条件.最后探讨了情绪与决策关系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从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看,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硬核"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并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个体行为动机与行为经济学

从古典到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抽象化突破,而从新古典到行为经济学是对个体行为动机研究的异质化突破.行为经济学通过在经济学中纳入对异质经济行为动机的研究,而使得以同质经济理性为基本假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其特例情形,因此行为经济学不是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边缘学派或颠覆性理论,而是以新古典理论为核心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新前沿理论.     

新旧福利经济学对我国目前的启示

文章梳理了新旧福利经济学的不同点,认为改革初期的中国,更适合借鉴新福利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而在目前,中国需要旧福利经济学的指导。文章最后指出新旧福利经济学的缺陷,要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强对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的改进。     

行为经济学的方法论价值——基于行为金融学前沿理论的分析

行为经济学是在现代经济学的重大方法论革新,是对传统主流经济学研究框架反思和批判.针对传统主流经济学不断遭遇的现实挑战,行为经济学运用心理学研究成果,放松经济人假设,进而构建了一种新分析框架.行为经济学分析框架对于以金融为代表的应用经济学科具有深刻的方法论价值,这不仅体现在分析范式上发展了信念更新和最优决策,而且对非均衡的来源、非均衡的消失速度以及个体异质性等都有独特之处.行为经济学不仅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革新,也拓展了金融学的学术视野和方法论,有助于中国经济学的成长.     

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争端与困境——基于马克思文化观的批判与纠偏

尽管新福利经济学凭借严谨周密的数理分析成为西方经济福利问题研究的主流理论，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福利经济学者也意识到，舍弃文化价值的新福利经济理论，其指导现实发展实践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然而囿于理论筑基和研究方法局限，西方福利经济学者对文化价值的争辩多为直觉判断，相关研究也零散而不成体系。基于马克思文化观审视，西方福利经济理论以“偏好”分析替代经济中的“需要”研究，并舍弃经济发展的文化维度而以人的“均质”理性假设抽象研究现实的复杂社会劳动关系，其理论分析范式无法完成现实发展实践的从“物本位”的单纯经济增长到“人本位”的社会全面发展转换的科学引导。通过对西方福利经济学文化价值核算的纠偏，证明经济福利既包含有形社会财富，也包含文化等无形社会财富；忽略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必然导致对经济福利成果的价值低估和对社会发展水平的错误判断。马克思文化观对经济福利中文化价值的科学揭示，不仅为现实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指引，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指导方法。     

植入"公平博弈"的委托-代理模型——来自行为经济学的一个贡献

本文通过将Rabin(1993)提出的"公平博弈"概念植入现有委托一代理模型,获得一个考虑了代理人表现出"互惠性"非理性行为的新委托一代理模型.由该模型给出来的最优委托一代理合约可以给委托人带来比现有委托一代理最优合约更高的利润水平.研究发现,现有的Holmstrom-Milgrom模型中的最优合约不是帕累托最优的.新模型可以解释企业人性化管理和许多有特色的人性化企业文化的形成.本文是行为经济学与现有激励理论相结合研究的一种初步尝试,是运用行为经济学原理重建信息经济学基本框架的原创性工作.     

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税收遵从问题研究

行为经济学以科学的方法研究非理性行为的行为模型取代了基于严格理性的简化模型,在解释异常现象和进行预测等方面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行为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纳为损失规避效应、确定性效应、心理账户效应、框架效应和羊群效应。本文以此分别对影响税收遵从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提高税收遵从度的建议,在税制制定中更多注重公平原则;税制要素的设计应达到"隐性增长"的目标;税收管理手段应更多采取预缴和源泉扣缴的方式;提高纳税服务水平,减少遵从成本;提高财政支出效益,充分发挥公民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