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政策扶持湖南武陵山片区产业发展的思考——以湘西州为例

湖南武陵山片区作为国家重点扶持地区,离不开金融政策扶持。考察湘西州金融业服务实践,分析金融扶持湖南武陵山片区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探索金融扶持武陵山片区区域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为全面推动湖南武陵山片区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湖南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化产业集群是一种能够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区域文化竞争实力的发展项目,湖南武陵山片区属于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高,村民的文化程度较低,武陵山特色文化集群发展有其独特的动因,通过实证研究,构建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因素影响模型,在阐述湖南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集群化发展现状基础上,分析影响湖南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快湖南武陵山片区特色文化产业集群化发展的若干对策.希望可以找到片区文化产业发展的,进而更好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采用SBM模型和熵权TOPSIS分别测算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2010—2016年旅游扶贫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运用耦合度模型探析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结果表明:①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效率整体水平较高,在小幅度波动中稳步上升,但各国家级贫困县旅游扶贫效率差异显著。②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综合指数较低,经济增速缓慢,区域差异显著。③研究期内,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度较高且呈持续上升态势,二者处于良性协调发展状态;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相较于旅游扶贫效率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区域经济水平的增长对提升旅游扶贫效率作用更加明显。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18)"数据,文章综合运用空间自相关检验、Dagum基尼系数分解、核密度估计和Markov链等分析工具,多视角分析了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动态演变.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和空间集聚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数字普惠金融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全国和三大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总体呈现向右移动趋势;各发展状态较为稳定,且彼此之间的流动性较低,呈渐进式动态演进.据此,研究从市场和政府联合调控、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及统筹区域间和区域内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资源成为促进涉农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涉农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涉农企业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风险承担与涉农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促进涉农企业创新，在发展广度、深度以及数字化水平维度上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涉农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促进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以及成长期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涉农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风险承担的中介效应也更显著。由此，围绕如何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提高涉农企业创新水平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武陵山片区旅游扶贫模式研究——基于利川市苏马荡的调查

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处于中国中部,范围包括湖南、湖北、贵州、重庆四省市11个地的71个县.本文为研究与探讨出一种适合在武陵山片区推广的扶贫模式,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因此选择利川市旅游扶贫工作成果突出的苏马荡地区作为代表,进行实地调研.调研结果表明:苏马荡地区的旅游扶贫模式是一种“市场机制、政府协调、居民参与”的创新模式,确实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脱贫目标.     

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分析

发展普惠金融,对刺激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针对我国目前普惠金融供给不足,体系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应从多个维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循环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湖南武陵山片区农业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2年湖南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建立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其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进行测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该片区整体技术效率水平不高,并且地区间存在明显的差异;"环境因素"对技术效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然灾害中旱灾对技术效率的负面影响比较显著;部分地区的灌溉工程、水库建设和生物防治与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不相匹配。在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同时,还应该通过提高教育普及率和城镇化水平来推动连片特困地区农业的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缓解相对贫困吗?

相对贫困是我国未来贫困治理的重点.数字普惠金融目标是更有利于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是否实现了其普惠性,缓解了相对贫困呢?文章基于CFP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相对贫困的影响.从是否能获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和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中受益程度两个角度分析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不利于减缓相对贫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研究发现:第一,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了城镇和农村的相对贫困;第二,低收入家庭缺乏数字工具,难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购买理财产品便捷性获得更多的收入增长,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加剧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第三,数字工具的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缓解相对贫困.据此,文章提出应进一步推进数字金融改革,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低收入者教育水平.文章的研究结论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建立应对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有重要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受教育水平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基于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对此,文章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积极效应,主要包括覆盖广度和发展(使用)深度,且进一步考察户主受教育水平可能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其中一级维度指标发展深度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更加显著、稳定;但户主受教育水平的调节作用与预期并不完全一致,其仅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深度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中起着显著调节作用。相关结论有助于厘清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于家庭金融投资行为的影响机制与实施路径。     

宁波通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发展普惠金融,让金融改革的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所有人群,对于助推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宁波通商银行本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围绕如何加快普惠金融发展这一主题,从宁波通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实践以及在践行普惠金融服务中所遇到的难题,对下一步开展普惠金融工作思路等三方面来探究普惠金融服务内在规律,以全面提升宁波通商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的水平。     

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水平测度与评价

普惠金融体系特别关注目前尚未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的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山西属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地区。文章通过对2011年山西省96个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的计算,并运用系统聚类法将其分类分析,发现山西各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偏低且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普惠金融水平高的地区多集中在晋中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多集中在晋南、晋东南地区。     

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包容性金融模式是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现有的包容性金融指标集中评价“金融发展的普惠性”.但是,经济金融化加剧金融投机行为,助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并且金融发展不应排斥金融创新性.因此,包容性金融发展应涵盖“金融发展的普惠性”、“经济与金融的耦合性”、“金融发展的创新性”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并随包容性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但该效应的发挥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来实现.政府应重点加强经济与金融的耦合性、提升金融服务创新能力,并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探索“政府诱导、市场参与”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模式.     

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收效应研究——以广西40个县为例

农村普惠金融对改善农村地区经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有重要作用.本文首先构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指标体系,并以广西40个县为例,对其在2013—2017年的普惠金融发展进行测度及聚类分析.在聚类结果的基础上,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进行分析;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存在差异,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对增收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效应,但对收入层次较低的农村居民而言,普惠金融发展不利于收入的提高.鉴于此,本文建议进一步优化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环境,推动不同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协同发展,切实增强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增收效应.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比较研究——基于13个城市的测算

通过对京津冀13个主要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发现,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金融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升的基础上差距进一步扩大,13个城市在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的差异大于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方面的差异,两种作用的叠加导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加大。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实现京津冀协同,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机遇,促进金融资源溢出到河北;加大互联网普及,以数字普惠技术缩小京津冀差距;针对重点人群普及互联网知识,以大数据征信夯实金融普惠的基础;促进金融服务形式多元化,有效发挥保险的作用;建立"京津冀普惠金融基金"和"京津冀扶贫联合担保基金",三地联动撬动扶贫资金。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贫富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数字鸿沟的调节效应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作用能够有效弥合城乡贫富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会产生阻碍作用。本文基于2011—2020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统计数据，使用固定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数字鸿沟的影响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数字鸿沟水平总体上呈现收敛趋势，西部地区数字鸿沟现象最严重，收敛趋势也最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普惠性”,能够显著缩小任意数字鸿沟水平下的城乡贫富差距；普惠金融数字化及信贷业务维度的发展也能抑制数字鸿沟的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存在对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贫富差距能形成明显阻碍。进一步研究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比覆盖广度更能够促进城乡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各项金融业务单独促进贫富收敛效应微弱。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建议：不断提升数字发展水平，收敛数字鸿沟；深化数字技术在金融业中的应用，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举措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经济良性互动发展，不断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最为艰巨的任务.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各区域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普惠金融减贫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发展、教育、基础设施、财政支农等对贫困减缓存在着正效应.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并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