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互联网+”普惠金融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均衡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31个省份2010-2014年度数据,计算各地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并构建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分析“互联网+”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均衡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和普惠金融两个变量各自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城乡收入均衡水平都有显著促进作用.两个变量的交互效应对城乡人均收入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对城乡收入均衡水平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促进城乡收入结构性均衡增长方面,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的融合度不够.中国需要多策并举,有力推进“互联网+”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小微企业和低收入社区的推广,在促进城乡收入总水平增长的基础之上,促进结构性均衡增长,实现城乡包容性发展和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最为艰巨的任务.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各区域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普惠金融减贫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发展、教育、基础设施、财政支农等对贫困减缓存在着正效应.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并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量.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金融新业态的发展对农民收入水平与增收渠道产生深远影响,能够促进本地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但对周边地区农民收入的溢出、扩散效应还未显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来源的影响途径与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提升,但无法推动资产性收入的提高.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增收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提高就业机会与工资水平来间接促进农民增收.因此,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力度,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以吸纳农民实现稳定就业,提升中心城市对其周边地区农民增收的涓滴效应,并提高农民金融素养来促进农民资产性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理论分析与展望

在金融科技创新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数字技术打破了传统金融服务的限制，帮助广大群体实现金融包容和经济普惠性。中国区域间的金融资源配置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具有增长效应、包容效应和减贫效应，对构建更加公平的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测度，数字普惠金融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的挑战与对策三个方面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梳理与述评。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作为经济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多种计量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协同绿色金融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借助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通过协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揭示，在市场中介组织发育水平、创新创业能力与环境规制强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影响在空间效应下依旧成立。因此，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协同机制，注重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金融的协同作用有助于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新经济地理视角的实证分析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我国产业结构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多种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劳动力的流动，加速生产要素在行业间的分配影响着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而影响着经济增长。基于此，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为基础，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影响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研究发现：(1)信息服务成本高于冰山交易成本时，就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地区分工，当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产品消费占比充足时，数字普惠金融部门逐步向外围地区部分分散，形成新的产业结构；(2)劳动力流动是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作用的有效中介渠道。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劳动力流动产生间接影响，从而提高产业结构优化效率；(3)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能够对本地产生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周边地区作用不甚显著。研究结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促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为转型和升级制造业提供了新的见解。     

普惠金融能成为促进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新动能吗 —基于互联网发展的机制分析

运用中国283个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等分析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互联网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机理及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普惠金融正向显著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互联网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这两种效应具有阶段特征和区域异质性。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和网络溢出效应。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17个地市的实证分析

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与普惠金融相结合产生的数字普惠金融越来越成为助推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选取2011—2020年山东省所辖17个地市为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山东省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根据GDP水平、人口密度等指标将山东省划为A、B两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山东省各地市的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的效应;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马太效应”,即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越显著。     

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金融企业集聚与金融信用活动——以上海市为例

许多国家和地区借助发展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保持经济增长,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离不开金融企业集聚和金融信用发展.本文比较分析国际上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模式与金融企业集聚的共性及其效应,以上海经济和金融发展为例分析金融信用活动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变化关系,探索通过金融企业集聚与发展金融信用促进现代服务业集群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北大核心CSSCI

在金融发展趋于数字化的背景下,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创业之间的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地区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有效传导路径。就不同区域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农村创业活跃度影响较中西部地区更显著;就创业类型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私营企业创业活跃度的推动作用较个体创业活跃度更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分类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三融合",优化产业结构;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等建议。     

包容性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

首先利用熵值法从基础设施环境、创新性教育、主体、投资、制度、金融环境以及市场化程度7个方面对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包容性创新环境进行测度。利用2011-2015年数据检验包容性创新环境与区域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包容性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最后，为了营造良好的包容性创新环境，提出东部地区要避免城镇化过程中出现“极化效应”，形成对中西部地区及东北地区的“涓滴效应”，中部地区构建创新的“洼地效应”以及西部地区形成“本地市场效应”等建议。     

“有为政府”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基于上海财经大学2015“千村调查”

文章基于2015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从大概念的普惠金融角度,用渗透度、使用度和效用度衡量普惠金融,用政策扶持、基层工作和基础设施衡量政府作为,分析了政府作为对普惠金融的影响及地区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最好,西部农村政府最有作为;普惠金融的核心应是提高金融服务的使用度,尤其是银行业务的使用度;有为政府应是全方位有所作为;政府的积极作为能显著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但以带门槛补贴为主的政策扶持并不有效,应慎用;在普惠金融发展中,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政策扶持力度,东中部地区政府则应夯实基层工作。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社会信任——基于经济公平和机会公平的双视角

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基于广义双重差分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社会信任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社会信任水平，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凭借“普”“惠”的特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缩小收入差距(经济公平)、释放发展机会(机会公平)促进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居民及农村地区居民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大，男性、学历高、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居民在使用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受益更多。因此，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提升当前普遍较低的社会信任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分析

发展普惠金融,对刺激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同时,发展普惠金融,有利于发挥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针对我国目前普惠金融供给不足,体系不健全,金融基础设施有待加强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应从多个维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促进经济健康良性循环发展.     

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在理论阐释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11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方法开展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能够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应用效应、可持续发展建设的倒逼作用、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3个渠道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进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等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大规模的智慧城市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财政支出和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能够显著增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和金融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则更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于东部发达地区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智慧城市建设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