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债券违约的特征趋势、融资特点及风险处置机制研究

本文从债券违约的数量规模、行业分布、地域分布、企业属性、债券品种及违约率等方面阐述了我国企业债券违约的特征趋势,分析了我国企业债券违约的主要原因及其所呈现出来的融资特点,探讨了我国企业债券违约后的五种处置方式,认为我国债券违约风险处置机制还不完善,缺少独立法律制度、处置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健全、对发行人缺乏硬性约束,影响了违约债券的整体兑付水平,投资人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维护。建议采取多种措施降低债券违约发生率、优化发行人融资结构、建立债券违约的市场化处置机制,以降低债券违约风险,推动债券市场健康发展。     

我国违约信用债后续处置方式及效率研究

本文以截止2021年底的违约信用债为研究样本,对其后续处置方式及效率展开分析。在各类信用债违约后续处置方式中,应用司法程序的情形居多,债务重组作为自主协商型处置方式的一种,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我国违约信用债处置效率整体水平不高,相对于司法程序型处置方式,自主协商型处置方式的回收率较高,回收期较短。为提升信用债违约处置效率,应建立对违约债券责任方的约束机制,健全持有人会议制度,优化诉讼制度,拓展市场化处置手段。     

企业债券违约对区域信用环境的影响——来自债券一级市场的证据北大核心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违约数量逐年攀升,违约金额不断扩大。债券违约不仅对违约企业自身产生影响,还会对区域整体信用环境造成冲击。选取2014—2021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和债券发行定价信息,对债券违约引发的信用风险在地区内的传染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债券违约事件会显著提高地区内企业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水平,且随着违约金额的增大、违约次数的增多,公司发债定价水平也相应提高,并且违约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也与债券发行定价正相关。为此,建议监管部门加快完善违约债券处置生态体系,地方政府切实担负起处置金融风险的属地责任,企业应更加科学地制定债务融资计划和发展战略,着力防范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在地区内传导,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及处置机制

国有企业是资本市场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压舱石”,也是债券风险防控的“牛鼻子”,探究国有企业债券违约成因及处置有利于我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通过梳理2014年以来国有企业信用类债券违约情况及有关处置方式,分析相关趋势特征及对地方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结合债券违约处置相关政策研究并提出国有企业债券违约风险防范的措施意见,为我国债券市场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我国信用债违约处置的主要问题及路径

自"超日债"违约以来,我国信用债违约处置机制建设不断完善,但仍有一些不足,如交易环节流转不畅、投资者保护力度不足和处置机制单一等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违约信用债无法市场化流转,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深入分析目前我国信用债违约的处置情况,剖析当前信用债违约处置的问题。在信用债违约风险的化解中,应尽快强化制度约束,推出市场化流转机制,加强风险管控,以实现保护投资者和发行人的双重目的。     

债券违约风险处置适用性、症结及破解路径

2020年10月,华晨集团、河南永煤等大型国企违约事件集中爆发,将债券违约风险处置再一次推到了市场舆论和监管关注的"风口浪尖".从改革开放恢复国债市场算起,我国债券市场真正发展不足50年,直到2014年才有首只公募债违约.目前,由于我国债券违约历史较短,现存债券违约处置机制还处在初步摸索阶段,存在违约处置效率和回收率偏...     

我国债券市场信用违约的特征、风险与应对措施北大核心SSCI

近年来,在我国信用债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信用违约风险日益凸显。尤其是进入2016年以来,信用违约呈现出风险事件增加较多、涉及行业和发行主体不断扩大等特征,未来债市违约风险或将进一步上升。全球主要国家债券市场的发展历程显示,违约是债市市场化运行的必然现象,违约概率上升是经济周期发展的正常反映。当前我国债券市场具备处理和消化违约风险的条件和能力。为建设市场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债券市场,一方面,要有序打破刚性兑付,消除市场扭曲;另一方面,要着力完善市场化的信用风险约束和违约处置机制,构建多元化的风险分散和分担渠道以及加快完善监管制度等,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将风险控制在市场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我国债券违约处理机制探讨——基于资产打包处理模型

2014年以来中国债券市场频现违约风险,目前我国债券市场背后仍存在隐性"刚性兑付"条件,几例临近违约的债券都采取了政府斡旋兜底,主承销商贷款支持的解决方案。但这不是长久之计,一个真正健康、健全的债券市场需要一套市场化的债券违约处理机制,本文将对此展开研究和探讨。     

债券远期交易的影响分析

债券远期交易的推出在债券市场上赢得了广泛关注，市场主体对此予以了充分的肯定。作为债券交易方式的创新，债券远期交易对于深化债券市场改革、推动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利率市场化建设等均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债券市场“技术性违约”分析及相关对策建议

论文根据国内债券市场惯例,阐述了"技术性违约"的概念及特征,分析了国内债券"技术性违约"的诸多案例,并针对发行人的信用评级、企业性质、所属行业、财务数据等,归纳出一些共性特征。然后,重点分析了"技术性违约"对发行人在后续债券兑付、新发行债券、企业高管责任等方面的负面影响,认为"技术性违约"会导致企业发行债券再融资的困难明显增加,进而企业存量债务的信用风险将会攀升。最后从承销机构的内部工作机制、发行人自身行为两个角度,提出了防范技术性违约风险的相关建议。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变革

企业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满足利益相关群体和高绩效工作系统的挑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要进行一次职能的变革：它不再限于事务性工作的行政管理职能，而是要肩负起为企业赢取竞争优势而保障一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队伍的使命。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该参与企业的战略规划，要充当保持和发展企业凝聚力的使，而且必须应用先进技术和业务外包改善工作绩效。     

试论税务机关代位权的实现

税收代位权制度是税法对民法债权保全制度的移用,税务机关实现代位权不仅要符合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更要结合税收债权的特点,充分考虑税收债权的优先权和税收征收行为的行政性特点,确定其实现的条件、期限、方式和途径。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论我国股票市场制度创新的模型选择

中国股票市场在成长过程中的强外生性及其中国股票市场制度变迁所面临的整体经济的转轨性，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变迁必须采取政府供给主导型的强性制度变迁。在制度变迁的模型选择上，政府引导、市场跟进的制度变迁模式是最优模型之一。     

币值稳定与人民币国际化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根本性失衡,无法充分完成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功能,导致全球失衡和一系列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可以提高人民币在国际上的接受程度,但是人民币长期稳定的国际化依赖于自身币值的稳定。在贸易结算和国际直接投资中推广使用人民币的试验,可以为人民币国际化积累经验,但是不能替代促进币值稳定的基础性改革,也不能代替寻找稳定汇率和通货膨胀的政策机制。总之,人民币国际化与否,应基于具体的利弊分析,而不是顺应所谓的全球化趋势。币值稳定对于人民币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性不应低估。     

论征收草场使用费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草原,应该遵循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科学地评定草场等级,征收草场使用费,专门用于草原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Stakeholders and the composition of the voting right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We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dynamic repres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of stakehold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a simple economic model of the firm, with an objective function to maximize its market value. We look at the marginal claim of each stakeholder on the assets of the firm. It divides the voting rights based on the change in value of each stakeholder with a one dollar change in the value of the firm as a whole. We translate these conditions to relative voting powers on the board. While there are many claims in the academic and popular literature on sharing voting rights on the board, our paper is the first to propose a quantitative dynamic model of the power sharing in the corpo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