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水平衡法机械顶管施工实例解析

机械顶管是集密闭性、机械挖土和在后部施加顶力的方法,机械顶管又划分为土压平衡施工法和泥水平衡施工法两种,土压平衡法适合在施工土层无承压地下水时广为采用,泥水平衡法主要适合在有地下水的土层应用.通过施工实例,表明机械顶管是解决大口径、长距离顶管的一种有效的施工方法.     

刀盘式泥水平衡顶管的应用

泥水加压平衡顶管工作原理是工具管前设有可调整推力的浮动式大刀盘进行切削和支承正面土体。推力设定后，刀盘随土压力大小变化前后浮动，始终保持对土体的恒定支撑力，使土体保持稳定，即刀盘的推力与开挖面的土压力保持平衡。机头泥水仓中加入有一定含泥量的泥水，保持一定的压力，一方面对切削面地下水起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又能起到运载切削下来的泥土作用，加入泥水仓中的泥水压力，通过旁通阀来调节。工具管的运转情况、各种仪表值、测量信息、纠偏油缸动作状况均通过电视摄像机反映到操作台屏幕上，操作人员可以根据这些信息进行遥控操作。     

通过大型垮塌带及特殊破碎带的施工方法

公路隧道施工穿过垮塌带及特殊破碎带，采用“边墙两侧双层导洞、拱顶中央导洞超前、拱腰扇形展开，木棚配合小管棚挑顶、护帮临时支护；分层先墙后拱进行二次衬砌；待施工全部越过垮塌段或破碎带后，再清理洞内跨塌堆积体；并对壁后松散层进行注浆、回填、固结”处理隧道垮塌带和破碎带的施工方法 。     

泥砂淤泥区手掘式顶管施工方法

由于泥砂淤泥段地层承力差，一般情况下地下水位较高，具有较大的塑性和显著的流变性。采用常规手掘式顶管时，工作井后背支撑不稳定，产生的反向推力不足，后背变形，顶力无法达到要求。本文介绍了采用提前进行井点降水，工作井后背设临时水平受荷桩的方法加固后背等方式提高土体的强度，然后进行常规方法顶进施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综掘机大倾角岩巷反向掘进施工工艺探索与实践

目前我国斜井类巷道掘进一般都采用地面开凿、从上向下掘进方式，并且采取凿岩、爆破的掘进工艺，运输方式采用铺设轨道配套矿车提升的方法。而对于受各种因素制约无法从地面施工且不宜采用爆破作业的井筒，同时井下各种作业系统已经具备的条件下，巷道掘进可以采用综掘机配套皮带机运输的施工方法。综掘机大倾角岩巷反向掘进施工工艺在平朔煤炭工业公司探索与实践中，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成功克服了围岩坚硬、坡度较大、穿越软岩层、物料运输、综掘机打滑现象等各种难题，为煤矿类似巷道掘进施工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盾构隧道施工质量缺陷分析

盾构法是目前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全机械化的施工方法，利用盾构机械在地下推动，完成隧道挖掘。在工作过程中为了防止隧道内发生坍塌，利用盾构的外壳与管片支撑四周岩石，通过切削的装置对隧道进行挖掘，用出土机械将挖掘的本土运出洞外。同时依靠千斤顶在其后部进行加压顶进，用预制好的混凝土管片进行拼装，从而形成隧道结构。     

光面爆破对巷道掘进及支护的作用

在巷道掘进过程中，尽量缩小围岩破坏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持围岩岩体的完整性，是保证巷道锚杆支护成功的技术关键。光面爆破在井巷掘进支护施工中的运用大大地减小了巷道围岩破坏范围，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围岩的自身强度，从而提高了锚杆支护质量的安全可靠性，为煤矿取得了较好的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光面爆破首先在岩巷中得到了应用。采用“多钻眼、少装药”，合理布置炮眼和适量装药，获得光爆预留层，使围岩破坏范围和破坏程度减小，从而提高围岩抗拉平衡能力。巷道成形规整，并尽量使巷道轮廓以外的围岩不受破坏，没有明显爆破裂缝，有利于施工和安全。     

机械设备危害及解决措施

一、机械设备的危害1．振动危害。在机械加工过程中使用振动工具或机械本身产生的振动所引起的危害，按振动作用于人体的方式，可分为局部振动和全身振动。（1）全身振动。由振动源通过身体的支持部分将振动传布全身而引起的振动危害。（2）局部振动。如在以手接触振动工具的方式进行机械加工时，振动通过振动工具、振动机械或振动工件传向操作者的手和臂，从而给操作者造成振动危害。     

浅谈建筑给排水施工中的渗漏问题

一、给排水产生渗漏的原因 1.功能设置方面的原因。为了片面节约成本，有些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在设有地漏或落地拖布池、洗衣机排水口等设施的楼地面不设防水层；降低厕所、浴室盥洗问的防水泛起高度，造成地面渗漏和墙面泅水；在设计阶段，由于多数不能确定卫生器具型号和水距，设计人员往往根据标准图集来确定预留洞位置，安装卫生器具时再根据卫生器具的实际水距进行扩孔、移孔錾凿混凝土，待器具安装完成后用混凝土补洞，这样往往致使预留孔洞口四周的混凝土强度不够等情况，出现细小裂纹，形成漏水。     

浅议施工企业营业税的会计处理

现阶段，施工企业所涉及到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等。施工企业承接工程项目施工所发生的成本控制主要采用项目责任制或项目承包制，由于工程价款结算普遍存在拖欠，工程项目负责人或工程项目承包人为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造成大部分施工企业实际发生的工程施工成本核算资料不完整，工程结算收入未能及时反映，不符合税法规定的要求，使税务机关对施工企业承建的工程项目所涉及税费采用的征收方式存在多样性，并造成施工企业对税费会计处理存在多种方法。笔者仅对当前施工企业所涉及的营业税及其附加的会计处理方法提出自己的一点见解。     

过环空井下软关井试井技术

本文从试井分析的目的是研究油藏性质而不是研究井筒这一观点出发，提出了利用环空封隔器和向井筒内注入流体的方式，由差压传感器检测封隔器上下的压差并通过地面注水将封隔器上下压差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个相当于井下机械关井的封隔器，消除或减少井筒续流影响，缩短关井时间，提高油井产量的试井方法。并阐述了该项试井技术的基本理论、现场施工工艺流程、井下仪器的设计和选井原则。     

对热水采暖系统运行中的问题分析及其处理

居民小区绝大多致采用机械热水循环米暖．由于设计、施工、锅炉、便用、检修等原因不正确，造成局部或大部分地点采暖不良，实属常见现象，因影响到了居民正常取暖，损害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解决此类问题，通过本身多年的技术经验，借助理论分析，找出问题的症结，以维护广大人民的利益。     

公司股权激励的理论逻辑与现实问题*——第一届全国公司股权激励学术研讨会综述

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深圳华扬资本主办,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承办的第一届全国公司股权激励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3月25日在四川大学召开。来自高校、企业以及政府部门的70多位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幕式由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主任朱方明教授主持,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姚乐野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杂志主编杨瑞龙教授分别致辞。各位代表围绕股权激励的若干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重点研讨了以下几个问题。一、股权激励的经济学逻辑再认识针对“资本主导”、“股东利益至上”的股权激励逻辑,中国人民大学杨瑞龙教授指出其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并以“万宝之争”为例,提出基于资本逻辑建立的激励机制也可能造成对企业家的伤害,如何保护好的企业家成为一个重要命题。在传统的委托代理框架下,代理人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委托人被视为受害者,但在某些情形下,代理人是“有情怀的企业家”,委托人反而成为“机会主义者”,比如委托人“恶意收购”、“炒概念”、“套现谋私”,股权激励因此可能沦为委托人进行股权改造和治理再造的牟利工具。为此,杨瑞龙教授认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应该逐步从资本雇佣劳动的单一治理结构走向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分享企业所有权的共同治理结构,从“股东至上主义逻辑”走向“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让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对企业家而言,是比股权激励更有效的激励方式。现实操作中他建议一方面让有能力的企业家从创造的企业价值中得到相应的长期回报,以增进激励效果,另一方面派驻职工代表进驻董事会,实现从外部监督到内部治理的转变,以降低激励成本。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坚持劳动主权,跳出资本逻辑,员工代表进入国有企业董事会,可以降低激励成本,提升激励效果,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与优越性。中国人民大学杨万东教授做了题为《基于三个经济学范式的股权激励逻辑的思考》的主题发言,他归纳了三种经济学范式：配置型、交易型、演化型。在演化型经济中,科技是基础,创新是动力,风险和变化是常态,主导经济演化的“英雄”是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复合体,股权激励作为强化科学家和企业家创新动力,锁定不确定性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机制设计,是推动演化型经济向前发展的重要方式。因此,股权激励的内在逻辑是：在存在未来的不确定性、项目的不确定性和人的能力发挥的不确定性时,以经营的绩效完成对不确定性的锁定,以股权实现对战胜不确定性的回馈,以时间形成对结果的约定。在此基础上,他将股权激励的内在机制归纳为：在灰箱系统中充分发挥被激励主体的自主性,促进经济机制的生物性生长,实现约束条件下的企业成长效应最大化。他强调激励不是公有资产私有化,激励必须包含时间变量而不单是利益的再分配。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朱方明教授从微观层面剖析了股权激励的经济学逻辑,他指出委托人与代理人代理冲突的产生包含的两个假设前提：（1）管理层或员工与股东拥有各自的目标函数,不持股就不能与股东利益保持一致性;（2）信息不对称导致管理层或员工有利用控制权获得更多个人利益的可能性。出于维护股东利益的动机,将管理层或员工与股东利益捆绑,形成利益共同体的股权激励由此产生。但好的动机不一定产生好的结果,这在实证研究中表现为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正相关、负相关、无关三种观点的并存,因而要让股权激励发挥预期效果,需要在制度层面通过优化资本结构安排以及股权激励机制设计来实现。西安工业大学介迎疆教授认为,声誉机制可能是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一项与股权激励配套的惩罚和约束机制,声誉机制有利于降低经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四川大学屈恩义博士在传统委托代理框架下拓展了股东与管理层代理冲突的内涵,认为代理成本一方面源自管理层出于谋求私利动机引发的道德风险行为,包括在职消费、隧道效应、转移资产、掏空公司等行为,他将之定义为“显性代理成本”,另一方面源自管理层因规避风险造成投资或创新不足,形成“隐性代理成本”。进一步,他就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不明这一传统的“黑箱”问题,分析了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作用原理和传导机制,采用中介效应检验方法,选取“显性代理成本”和“隐性代理成本”为路径,证实股权激励通过直接作用于这两种代理成本间接提高了公司业绩。他建议,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应更关注股权激励所要达成的间接目标,通过优化契约设计,完善机制建设,发挥股权激励的作用。四川大学蒋永穆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论述了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的理论可行性。他提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在演进动力、追求目标与微观主体动机等方面是本质兼容的,而本质兼容又决定着二者形式兼容的变化和发展。当现有公有制实现形式不再适应本质兼容三个方面的要求,甚至阻碍其进一步发展时,新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就会出现,重新适应并推动本质兼容三个方面的发展,再次实现形式兼容。从这个意义上,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可以看作新形势下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调整,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形式兼容的一种尝试。二、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的现实问题朱方明教授指出,股权激励带来的股权结构变化对国有企业影响重大。对于国有企业股权激励不能回避以下几个问题：（1）国有资产是否会流失？什么情况下意味着流失？怎样防止流失？（2）当个人持股股东变多,国有企业性质是否发生变化？基本经济制度会否受到员工持股制度的挑战？（3）当实施员工持股,国有企业员工既是全民所有者的成员之一,又是企业的股东,相对于企业外的普通民众是否意味着不公平,由此带来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分配制度是合理的？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讨。杨瑞龙教授提出,国有企业实施员工持股应区分不同的企业类型。垄断国有企业尤其是带有行政垄断特征的国有企业,其股权收益是凭借企业垄断地位而获得,若盲目进行股权激励会造成不当激励,并且可能产生更大的不公平。因而,对这类国有企业需要先进行市场化改造再讨论股权激励问题。此外,就国有企业的高管薪酬设计问题,他提出一种分类构建与国企经营者身份相匹配的激励机制的思路,即针对中管干部、地方政府或国资委任命的国企高管、市场招聘国企高管等不同身份的国企经营者,应当设计不一样的激励机制：对于市场化程度高的国企高管应该放开薪酬管制,使之享受市场化薪酬待遇;对于行政色彩浓厚的国企高管应该继续强化薪酬管制,以实现相对公平。重庆市沙坪坝区区长陈金山博士就个人在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工作经历,指出现阶段在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存在若干难点,尤其是国有资本如何量化以及如何做到公平。他提出,全员持股并不能实现真正公平,反而增加了“搭便车”的可能,也不能解决内部员工谋私的问题。国有企业目前可以留住人才,而未发生严重人员流失,更多是靠“难进难出”的体制优势而非薪酬待遇。但一旦这种“体制圈限”被破除,就有可能出现大规模离职潮。他提出,某种意义上讲,若在国有企业内部“过分限制薪酬”未必一定是明智之举,因此,国有企业的人才激励,除了考虑股权激励,还应注重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配合资本结构的改造。江汉大学许以洪教授指出,国有企业存在的体制瓶颈可能制约了股权激励效果的发挥,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干预阻碍了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造进程。其表现为,一方面,地方国企高管往往是市管干部,要想通过市场化途径选聘或解聘高管难度很大,另一方面,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在地方政府意志下仍然承担着诸如维稳、解决就业等隐性社会目标。因而,在国有企业推行股权激励首先要进行相应的顶层设计。辽宁大学戴利研副教授提出了国家主权基金如何平衡经济效益与执行国家战略之间关系这一命题,提出如何应对主权基金对外投资可能带来的亏损以及如何实施内部激励的问题。杨万东教授对此指出,国家利用权力建立的资本是一种配置型资本,对配置型资本实施股权激励可能造成利益输送效应,对垄断型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也可能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交易型资本,股权激励方式是否适合,取决于被激励对象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超额收益大小。相比之下,对于科技创新与组织形式创新的企业更适合实施股权激励,这体现为一种演化型模式。因此,股权激励应界定清楚实施对象的类型,若盲目实行股权激励可能造成利益输送。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法务部高洁博士提出,国有企业高管由于任期的限制缺乏布局长期投资的客观条件,而对高管的考核又要求“稳定高于一切”,高管多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即使进行股权激励也会存在收入管制,因此,国企高管对长期投资的决策动力不足,但有时又会出现为了迎合考核的业绩条件,追求“短平快”项目造成大量过度投资的情形。大秦铁路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张利荣女士提出,受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要求以及各方面约束的影响,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所占比重仍然较小。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更多选择员工持股形式。她通过上汽集团和上港集团两个案例说明,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能否取得成效,与是否获得政府支持、市场环境是否支持以及是否市价发行相关。她解读了两个国有企业员工持股改革的文件,即2016年8月由财政部、国资委、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意见》和2017年2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定向增发新规。三、激励策略的选择与设计深圳华扬资本董事长黄云凯提出,股权激励的对象是现代复合型管理人才,股权激励涉及财务、金融、管理问题,是一个综合性讨论命题。他以“万宝之争”为例提出,企业的价值不仅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更重要的是人力资本价值。要让人力资本发挥价值,关键在于“分利、分权、共享荣誉”。他引用华为任正非在接受访谈时提出的一句话,即“把人才组织管理起来的体系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非单个的零散的没有管理起来的人才”,强调股权激励对组织管理核心人才的潜在价值。他提出,考虑到人力资本价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对人才的组织管理一定是动态的、长期不断优化的,因此静止地分配股权是不行的,要动态分配,企业股权激励方案一定要满足长期动态优化的要求。最后,他从定人、定量、定价、条件等几个维度给出了长期动态优化型股权激励机制设计的意见。深圳华扬资本总裁李勇谈到,股权激励是“公司未来收益的有效分配”,激励机制设计必须着眼于公司未来发展。分享的目的是创造,企业家分享了股权,才有动力将企业做大做好,企业做大了再分享就失去了激励意义。他进一步介绍了股权激励中有关定价、税收、股份支付公允价值的确定等股权激励机制设计中的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四川大学张衔教授做了题为《激励策略比较：薪酬与股权》的主旨发言。他首先针对共同治理模式存在的分配问题,强调在共同治理模式运用中,要研究与参考德国法律确定的货币所有者和劳动者共同出资的模式。他同时指出股权激励可能存在一系列现实难题,如股价是经理人生产性努力和非生产性努力（非对称信息下的谈判、财务策略调整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股价对经理人的激励可能产生激励过度效应,为此他建议,采用考虑了非生产性努力成本的EVA取代目前的会计通则,并强化监管。另外,考虑到公司治理实务中对经理人的激励更多偏重“短期考核与激励”,他建议,除了股权激励,还应更多引入薪酬激励,设计更有效的薪酬体制,并充分落实共享经济理念,设计更灵活高效的激励机制。四川大学企业研究中心余澳副教授就对成都科技型小微企业股权激励实施现状的调研成果做了专题发言。课题组选取了成都市三家具有代表性的双创载体,获得共计126份问卷。问卷结果显示,已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共36家,在调研样本中所占比重不到三成。在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中,有31%的企业是在近三年实施了股权激励;股权激励模式多采用股票期权,其次是限制性股票;激励股份占总股本比重多集中在5%~10%;资本募集预留是最主要的股份来源渠道;持股方式多选用自然人直接持股;限制性股票均未设置行权条件,其他激励方式多以公司业绩作为行权条件;行权方式以无现金行权为主。湖南大学邓永勤副教授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式的具体选择。她提出,具有高成长性、盈利情况好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股票期权方式,建议企业在选择股权激励方式时,应结合企业实际,设计适应企业成长特征与财务状况的有效激励机制。温州大学吉云副教授在分析创业企业融资难问题时指出,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家激励契约是不完全的,表现为当私人收益与公司利益存在冲突的情况下,创业投资收益不足以补偿可能的巨额损失风险,外部融资难以成功。他认为,在动态契约框架下,自我实施的隐性契约可以提高融资成功的可能性,考虑到风险投资更善于实施隐性契约,建议创业企业多采用这一形式。陕西师范大学刘明教授考察新能源上市公司融资难问题后指出,应适当降低财务杠杆,增加股利支付率,在传统的负债融资和权益融资之外,采取知识产权融资等形式。四、股权激励的现实意义朱方明教授认为,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不仅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改善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宏观层面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具有重要意义。陈金山博士尝试对我国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分配方式进行总结反思,他指出,资源所有者、资本所有者成为过去十几年财富积累的主要受益群体,而技术拥有者没有得到足够的价值回报。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托效率提升（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的投入（主要是科研人员）,企业应该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的企业文化氛围,让创新人才有更多的分配权。他建议将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移植到产业扶贫基金运作中,以标准化、渠道化、规模化提高农业经营效益。考虑到单个企业力量有限,可通过股权运作形成扶贫行动共同体。《金融理论与探索》编辑部主任郭净副教授认为,任何经济激励都要落实到对人的行为驱动,因而激励效果会受到个人心理和企业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企业和社会创新意识、创新文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文化的淡薄可能是影响股权激励在中小科技型企业推广的限制性因素。五、结语朱方明教授对本次会议作总结发言。他指出,本次会议具有“规模小、形式新、内容丰、效果好”的特点,研讨的话题有价值、有意义。会议澄清了五个误区,形成了五点共识。具体而言：（1）股权激励不仅仅是利益分享,更重要的是所有权结构（包括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重构;（2）股权激励不仅仅是激励,更重要的是权利、责任、风险的重新配置;（3）股权激励不是任何时候对任何对象都有效,事实上股权激励实施需要条件,需要考虑激励对象的需求和能力,激励的股权也要有吸引力;（4）股权激励不是对任何企业普遍适用,在实施激励计划前需要对企业进行深入评估;（5）股权激励的设计和实施并不总是有效,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是影响股权激励效果发挥的关键因素。     

中国转型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 问题与对策探讨——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研讨会综述

由《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编辑部与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与管理前沿论坛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专题研讨会”于2012年6月29日至7月1日在广西桂林市隆重举行。广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白晓军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主编方福前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兼《经济学动态》主编杨春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经济室主任兼《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副主编许建康研究员、《经济研究》常务副主编郑红亮研究员、《中国工业经济》副主编兼社长李海舰研究员出席开幕式。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主持开幕式。本届论坛收到来自全国110余篇征文,入选会议的论文有55篇,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近60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主持了大会的主题演讲。杨春学、许建康、郑红亮、李海舰、方福前、刘俊杰等学者围绕转型时期中国收入差距扩大、区域经济发展、经济结构调整、城市经济发展等热点问题发表主题演讲。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奇岸教授主持了“名刊主编读者交流会”,《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工业经济》、《经济学动态》等著名期刊的主编、副主编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回答和交流。在6月30日下午 “分组讨论”单元的5个分会场,与会代表围绕转型时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这一主题,报告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对相关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现将会议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形成原因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红亮研究员在主题发言中指出,市场化过程在总体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对地区差距的扩大起到了推动作用。自然的逻辑是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弱化地区差距问题。可是, 地区差距的扩大又和政府本身的行为有关,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导致地区差距的重要因素,政府治理地区不平衡的经济政策似乎也缺乏相应的效果。尤其是如果政府干预并扭曲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则这种负效果更为明显。中山大学国际商学院黄新飞副教授将中国28个省区按照地理接壤原则配对成125对邻近省区样本,采用1993-200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GMM估计,其研究结果显示：实现中国省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总体上可以显著地提高省区经济增长潜力,其中完全一体化对省区经济增长潜力的促进作用大于市场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贵州大学经济学院李晓红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而中、西部地区发展则相对滞后,这种区域非均衡发展在中国经济起飞阶段非常奏效。而目前,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区域非均衡发展使得中国区域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宏观政策失灵以及区域产业结构进一步失衡等,这将拉长中国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蒋团标教授及其研究生朱玉鑫分析了2000-2010年亲贫式支出对国民幸福水平的省际影响,发现：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存在;本地区每增加1%亲贫式支出会带动国民幸福指数提升范围大致在02%~1%之间,邻近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高 1%会带动本地区国民幸福指数提升 07%左右;空间计量模型估计效果优于最小二乘估计效果,空间滞后模型优于空间误差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詹新宇在包含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市场化激励因素并对其进行扩展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为正,但其经济增长效应受到市场化激励机制环境的影响;市场化激励程度的提高在直接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的产出效应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但是,市场化激励的人力资本产出效应及其直接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地区性差异。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李颖博士运用2001-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统计数据,结合统计年鉴生产性服务业的同期宏观数据,对市场扭曲约束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结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结构不合理,对国有、私有、外资企业经济增长都呈现不同程度的制约作用。进一步分区域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合理性进行研究发现存在区域性差异：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东西部区域投资规模过大、中部投资规模不足但互动效果较好。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钟一鸣发现在空间上,造成并加剧中国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二元结构,进而在产业上,边缘区的第一产业不能充分利用核心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得以发展,同时阻碍核心区的第二、第三产业进一步发展,以及生态循环受到破坏。二、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的探讨哈尔滨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曾鹏和桂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周永生综合运用地理软件和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空间模型,对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的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和人口等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指标的重心空间演变路径进行测算和比较,总结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十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指标重心的空间变化规律,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位置,并得出了中国正在崛起是不争的事实,世界经济呈现出多极化发展的趋势的结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张可云教授和易毅博士认为,地方政府和官员通过“五年规划”影响地方经济发展是中国经济高位平稳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各地“十二五”规划反映了地方政府借助集聚区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但是市场机制、地方政府集聚区发展战略和配套政策循环体系对集聚区和集聚阴影空间结构演变过程均产生影响。因此,地方经济发展政策循环体系应该是招商引资、培育产业集群、推动转型升级的“引-育-转”体系,该政策体系以土地、财税、投融资、人力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政策为干预工具。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冯志峰副教授认为,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各地通过长期经济实践,逐渐形成了苏南模式、浙江模式、广东模式等。这些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相互竞争、相互融合,正在生成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由于中国地域广袤,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文环境差异较大,新的发展模式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将经济发展的普遍性与各地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种因地制宜行之有效的科学的经济发展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廖文林从经济分权的角度研究了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利用政策实施所形成的准自然实验的特点,使用面板数据双重差分方法,实证研究了经济分权改革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政策实施前,县域经济的经济增长率提高了091个百分点。检验结果表明,湖南省2004年至2005年间实施的经济分权改革,在扩大县级政府权力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徐现祥教授和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李郇教授基于铁路货运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省际区域贸易模式。采用1985-2008 年间中国省际双边铁路货运贸易数据发现,省际铁路货运贸易模式是,各省的铁路货运贸易以本省及周边市场为主;在跨区域贸易上,铁路货运一直从内陆净流向沿海。这种省际贸易模式根植于省际铁路货运,同时具有内需导向和外需导向。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刘澈元教授以“两岸经济区”为例,研究了一种特殊一体化经济区域的治理。认为“两岸经济区”治理在本质上体现为两岸借助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引导台湾民意,把握两岸与国际主要大国的关系律动,通过交流、合作、协商,将两岸关系从经济一体化推进到政治一体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两岸关系将分别以文化共同体、经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的形态继起与并存,而且“两岸经济区”治理的路径将呈现“消极治理-积极治理-创造治理”的演进轨迹。西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龚静结合各地政府在地方“十二五”规划中对服务业发展的承诺,提出了中国各地区服务业发展可能偏好于“大政府”的假设。通过利用31个地区1997-201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在中国,一个地区服务业的发展的确是偏好于“大政府”的行政力量,并且政府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尤为突出和明显。三、对中国部分地区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姚益龙教授和刘晋华博士以广东为例,提出附带高新技术的大规模实物资本投资仍将是一定时间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首要动力。强调政府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推动向集约型经济增长过渡都应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原则和基础上进行。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张燕博士以后发经济区--北部湾（广西）经济区为研究实例,定量研究不同空间尺度上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作用程度。发现不同尺度上的要素禀赋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是不相同的,影响经济增长的要素禀赋并非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三维要素禀赋不同组合产生的耦合作用是后发经济区自生能力培育的发展过程,并引导了后发经济区的经济增长路径。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桂林理工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窦开龙在对地方性、特色资源和市场竞争性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形象设计应突出和谐要素、多元文化要素、民族廊道要素,定位为“大美廊道,多彩家园”,进而在人地、人人形象方面进行设计,采取多样化模式进行营销。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苏方林教授及其研究生孟瑞海测算了广西、云南、贵州这三个地区1993-2010年的农业碳排放量,并据此分析桂滇黔地区碳排放结构特征及区域间的碳排放差异。结果表明农业经济水平因素是促进农业碳排放的共同因素,农业结构因素则是抑制因素,同时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农业能源强度、农业结构、农业能源效率、农业从业人口、农业经济水平、农业能源价格存在长期稳定的内生经济关系。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胡恩生副教授集中研究了厦门市的主导产业选择问题。2010年国务院批准厦门经济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市行政辖区,扩大了城市发展空间。厦门市政府以旅游业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核心来打造,然而发展旅游业与工业存在的矛盾导致厦门市产业发展方向存在争论。他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厦门市主导产业再选择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最后得出各产业的综合排名。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挺副教授认为,由于地区信息化的落后,导致了中原经济区的整体相对落后,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受阻的劳动力滞留在农村进一步制约了中原经济区的发展。为此必须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加快中原经济区信息化的进程,以信息化的发展带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村产业化的发展,扩大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实现城乡一体化。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孙启明教授、副院长宁连举副教授认为大北京经济圈应尊重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和生产力布局的科学原则,采取政府主导型的强势手段,努力构建京津冀归一的管理体制和包容京津冀、陕晋蒙、鲁豫辽九省区的大北京经济圈;并在大北京经济圈内实现以北京总部经济和科教文卫及高端服务等智慧产业为龙头的星形辐射产业链和网格化叠加的产业布局,使未来的大北京真正成为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全球城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石腾超认为,随着城市与地区发展的深入,“去工业化”进程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产业升级与调整的必经之路。目前,北京也处于“去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他利用投入产出方法,对北京市的工业发展状况与“去工业化”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借鉴纽约、巴黎、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为北京市的“去工业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提供了经验借鉴。厦门大学会计系博士研究生贺琛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苏毓敏认为,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加强各国的税收协调能有效约束有害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他们在泛北部湾区域合作的前提下,以中国-新加坡的税制分析为例,提出了加强中新两国经济合作中税收协调的现实策略。贺州学院黄河东讲师运用城市生态位的评估方法,确定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位及其特征,并从生态位分离策略、生态位扩充策略、生态位共生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广西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政策建议。四、对中国区域经济与管理创新的探讨中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熊勇清教授及其研究生冯韵雯提出了基于熵权法和聚类分析法的企业经营绩效的地区差异及变动性测量方法,应用这种方法,同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对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差异性和变动趋势进行了分析,发现：“十一五”期间中国四大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总体呈“阶梯形”分布并且各经济区域上市公司经营绩效均有较大的波动,但呈现出不同的变动趋势。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张天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张李良博士认为,创新是管理的灵魂,是经济的驱动力;管理中有创新才是真正的管理,经济中有创新才能持续发展;创新寓于管理和经济之中,从创新的领域研究管理即为管理创新。按物质形态划分,创新可分为硬创新、软创新、巧创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固然离不开硬创新,但更需要软创新和巧创新。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周劲波教授及其研究生蔡成凤运用VAR模型对广西创业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创业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却不是创业增长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看,创业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持续的双向促进效应,但创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大于经济增长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南京大学商学院党委书记陈传明教授、博士研究生黄金鑫和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陆奇岸教授构建中高层管理团队界面与企业竞争优势作用机理模型。重点论述了界面的功能,界面作用过程中中高层管理团队的角色行为、相互信任等对异质性信息与资源获取、整合和应用的作用机理,以及对战略决策和战略执行的影响机理,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中国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提升和持续。安徽铜陵学院李华副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孙茂竹教授以中国沪深股市发行的A 股信息技术业和机械制造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板块无形资产与经营业绩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受各成本要素价格上升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不同区域A 股信息技术业和机械制造业公司无形资产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并不相同,且这两个行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的程度也不同,并发现以主营业务利润或营业利润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可能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