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与农民工就业质量——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5期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尽快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产业分工的细化、就业环境的复杂化以及个体发展的多元化使非认知能力已成为影响劳动者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然而现有文献大多基于非认知能力的某些维度或就业质量的某些方面探究两者的关系,对于农民工的非认知能力与就业质量这两个综合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不足,且相关经验研究未将就业环境纳入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与其他劳动者一样,农民工非认知能力的提高可以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而城市外来劳动力的特性使社会包容性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为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增加将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的提升,并会强化非认知能力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促进效应。同时,随着农民工所从事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的增加,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也会增强。一方面,在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不断增强、农民工非认知能力持续提高、城市社会包容度日益提升的经济社会演变背景下,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以及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正向影响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另一方面,农民工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3个行业）就业的工作复杂度和外向性总体上依次增加,因而上述影响也依次增强。采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期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社会包容度对非认知能力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这3种正向效应均具有逐渐增强的时间趋势,并在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样本中依次增强。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基于劳动者非认知能力的就业质量效应更容易受到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构建“非认知能力”“就业质量”“社会包容度”3个综合变量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将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城市社会包容度的角度探讨就业环境的就业质量效应。二是基于农民工所从事工作特性的影响,探讨非认知能力、社会包容度的就业质量效应的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本文的研究揭示了个体非认知能力和城市社会包容度提高对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时间趋势和行业异质性,有助于农民工个体、用工企业和地方政府采取更为积极措施提高非认知能力和社会包容度,进而有效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     

文化、卫生事业发展对湖南省城市化速度与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

将研究指标划分为城市化速度和城市化质量双重指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对其进行最小二乘法估计,来验证与衡量文化产业与卫生事业发展对湖南城市化综合水平提高的作用力。研究发现,文化产业对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面积增长存在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卫生事业对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尚不明显,由此对卫生事业影响力不显著的原因进行了估计,并对湖南城市化中文化产业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城市生活品质与城市发展可续化的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应该是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的城市。当前,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及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成为影响城市生活品质的重要障碍。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居民生活质量的提升将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环境质量的提高。可持续的城市发展应像上海世博会所展示的——将绿色、低碳、环保、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城市发展的各个领域,注重提高城市环境质量,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     

OFDI影响母国金融发展的机理及效应研究——基于双重路径视角北大核心CSSCI

选取中国可获数据的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2003～2016年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自身效应路径显著促进了中国金融发展,而逆向技术溢出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效率、间接效应路径对金融结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不同路径作用大小不同。另外,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人力资本水平、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对金融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中国应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金融发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重视经济发展内在质量的提升,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外资质量。     

中原城市群软实力的对策研究

中原城市群地区对承东启西、拉动中部崛起具有重要作用。论文在有关城市软实力研究现状基础上,分析了城市软实力的含义,提出了城市软实力的基本要素,并进一步提出了提升中原城市群软实力的策略在于增加以信任为核心的城市社会资本和大力发展中原城市的文化产业。     

网络节点特征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基于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视角

随着城市间创新联系的持续增强,城市创新网络的优化与发展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日益凸现。部分研究考察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城市创新网络特征的影响,但鲜有文献关注城市的网络节点特征对其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其缺乏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在城市创新网络中各个城市即网络中的节点,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的聚集产生规模效应,创新资源和活动在节点间流动则带来溢出效应,两者都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因此,反映节点在网络联系中重要性的节点枢纽性和反映网络中不同节点聚集成团程度的节点聚集度提高,均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节点枢纽性的提高对城市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因而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节点聚集度的提高为城市金融发展带来更多的需求和机会,因而可以通过增加创新投融资规模的路径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市间的创新联系较便利,节点枢纽性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而在城市密度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创新聚集的效率相对较高,节点聚集度提高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促进作用较大。以2010—2018年中国279个城市为样本,通过引力模型构建城市创新网络,进而测度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分析发现：节点枢纽性和节点聚集度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在节点枢纽性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城市金融机构存款水平在节点聚集度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中具有显著的遮掩效应;节点枢纽性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依次减弱,而节点聚集度的促进效应依次增强。相比已有文献,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网络节点特征角度拓展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二是从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层面深化网络节点特征影响创新效率的机制研究,三是为通过改善网络节点特征促进绿色创新效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本文揭示了城市创新网络进化（节点枢纽性与节点聚集度提高）对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重要作用及其影响路径和区域异质性,有利于在新发展阶段通过优化城市网络发展格局进一步促进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湖南城市化发展探索

建国以来,在经历过各种机遇和挑战之后,湖南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体系不断优化、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城市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城镇居民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湖南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同时,湖南城市化发展也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我省进一步推进城市化进程,解决我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困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吗？——对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实证检验

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不但可以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促进工业升级,还会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增加服务业需求、创造第三产业岗位等路径推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采用2006—2016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安装密度和存量密度的提高均对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升效应、服务业需求效应和岗位创造效应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存在区域、时间和城市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比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在2013年后的促进效应更显著,对高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的影响比低技能劳动力密集型城市更大。应继续大力扶持和发展机器人产业,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尤其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机器人应用;积极推广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力的劳动技能,促进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人力资本提升的良性循环。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能源效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还会产生诸多积极的经济社会效应。以三批次开展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6—2019年282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渐进DID模型评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能源效率的政策效应,结果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示范城市的能源效率提升,但也存在显著的城市异质性,表现为对非资源型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东部城市的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中西部城市的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来提高能源效率,并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可见,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还会强化能源效率提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并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不同的城市应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及发展条件寻求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并促使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切实有效地提高发展质量。     

创新型城市建设实现了企业创新的"增量提质"吗?——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创新型城市是创新人才、创新资本、创新知识等创新资源的聚集地,其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对创新型国家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基于2004-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的微观企业数据,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DID方法分析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部机理.研究发现:(1)创新型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数量与创新质量,对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创新质量.(2)创新型城市建设通过改善创新环境、提高财政支持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3)从企业年龄和企业所有制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不同年龄阶段企业、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创新数量的提升效应并无显著差异,对成长期企业和成熟期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初创期企业,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显著高于非国有企业;从企业规模来看,创新型城市建设对大规模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的提升效应均显著高于小规模企业.研究结论验证了创新型城市建设可以激励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提升,对于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关于零售业推动城市发展的研究——以济南市为例

零售业是一个城市繁荣程度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已成为现阶段拉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的重要手段。零售业在繁荣城乡市场、满足消费需求、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进而推动城市快速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逐渐成为城市经济生活的中心。但快速发展的零售业给城市发展带来的外部负效应及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以济南市为例,在对目前零售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认真分析基础上,遵循零售业与城市发展相互关系,分别从政府、商家、社会组织和消费者视角对提升零售业发展质量、加快推进济南发展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对策。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采用主成分分析和模糊数学分析法,对1995年～2009年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发展过程经历了由中等协调到优质协调,再到中度协调的过程,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人居环境建设,非但没有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反而显著提升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有力地促进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因此,坚持发展经济和人居环境建设并重是实现城市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思路。     

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的研究述评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行,城市生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日益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推动各人文学科纷纷转向对城市化的考察,促进了城市研究范式的转变。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研究涉及城市化发展进程、城市化建设、城市化区域平衡、城市化问题、城市化发展战略等,也有些学者对中国城市化内涵、城市化特征、城市化的提升路径做了探讨。城市化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地理等很多学科,所以,很多学科都对中国城市化道路做了研究。研究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不仅有助于推动城市化理论的整体性研究,而且有利于实现城市化质量的提升、探索城乡一体化的路径。     

有效治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有效治理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涵盖诸多方面内容。有效治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理论机理在于有效治理可以形成“一核多元”的协同共治格局、发挥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的作用、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从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本文梳理我国乡村治理的实践后发现,在乡村治理领域中,无论是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治理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要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还面临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基层党组织建设有待加强、集体经济较薄弱、人居环境质量有待提高、民生保障不充分、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不足。基于此,本文提出有效治理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建统领的核心作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巩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基础;提高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持续提升农民生活品质;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质量。     

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分析

文化产业发展对于提升区域产业的附加价值、自主创新水平以及环境资源保护能力,进而优化该区域产业结构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05-2014年长江中游地区总体及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地区生产总值、文化产业增加值和三次产业增加值等数据,运用泰尔指数、产业结构偏离度、产业结构高度化、灰色关联分析和协整分析等方法分析该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及其关联度大小。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产业发展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未来尚需通过制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政策、培养文化产业专门人才以及完善和实施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等手段推进文化产业对于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     

湖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增计划的着力点及对策措施研究

收入倍增的提法不仅预示着未来国家及湖南省发展经济的重心将从追求总量GDP增长转向提升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同时也意味着对经济增长的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首先结合湖南实际情况，阐述了收入倍增的内涵，然后分析了湖南城乡居民的收入现状，最后从推进发展方式、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和提升劳动者素质等方面探讨了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增进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吗？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具有深远影响,然而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效应的经验分析大多集中于经济效益领域,对其社会溢出效应的研究较为匮乏。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行两者统一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之下,因而本文从社会责任履行的角度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数字化转型可以增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愿和能力,并通过完善管理机制、改进生产方式、改善外部关系等路径增进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效应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越积极,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也越大,因而该增进效应表现出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Python爬虫技术和文本数据挖掘方法刻画样本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而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及其路径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增进了样本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并存在多条影响路径,包括“数字化转型→财务稳定性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内部控制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产出）增加→社会责任履行增进”“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质量提高→社会责任履行增进”等。（2）数字化转型对高技术行业、竞争性行业和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更为显著,企业融资约束的降低和企业价值的提高均会强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增进作用。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从企业基于发展战略的行为选择角度进一步深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理论机制,同时也拓展了其影响路径和异质性的研究视角,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采取差异化策略来充分释放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红利。本文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不仅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也能增进企业的非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社会溢出效应。因此,企业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应该将数字化战略与社会责任战略相契合,并不断完善信息披露机制以更充分地发挥数字化转型的社会溢出效应,促进数字化转型与社会责任履之间的协同共进。     

广西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结构变迁的影响分析

为了明晰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结构变迁的影响,采用Malmquist指数法对2002—2011年广西各市城市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动态测度,运用信息熵法对城市建设用地结构进行了量化分析,并对城市经济增长质量与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扩张和结构变迁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广西城市经济增长质量增长幅度较大,提升速度较快,城市间的相互追赶效应较弱,技术前沿面的前向移动效应较强。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显著地抑制了城市建设用地规模的扩张,但对城市建设用地结构变迁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城市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