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

运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进口竞争与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发现:(1)进口竞争显著提高了多产品企业出口的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且对集约边际的促进作用更强;(2)区分贸易类型的研究发现,相比于一般贸易,进口竞争对加工贸易的边际促进效应更加显著;(3)分行业回归的结果表明,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进口竞争对出口边际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使用系统GMM模型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发现进口竞争对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促进作用依然稳健。     

环境规制与多产品企业出口行为

本文在多产品企业异质性理论框架下,构建多产品企业古诺竞争模型,分析环境规制政策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与分布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本文采用面板计数模型与受限因变量模型等方法对理论分析的相关命题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会通过提高固定成本缩小污染密集型企业出口产品范围,同时增加其核心产品的出口集中度;对于清洁企业而言,环境规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其竞争,从而减少了企业出口产品类别,并使得其出口分布向非核心产品偏移。此外,采用企业层面环境规制指标与不同分位数海关编码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均支持了以上结论。     

融资约束、产品排序与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测度了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探究了融资约束对多产品出口企业产品加成率及其差异化调整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降低了多产品出口企业的产品加成率,并且对核心产品加成率的抑制效应显著大于非核心产品;考虑内生性问题、改变关键变量度量、剔除加成率极端值和改变产品范围等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融资约束通过生产率和质量升级抑制效应降低了企业产品加成率;但由于中国多产品出口企业采取质量竞争的核心产品策略,且融资约束抑制核心产品质量升级的强度大于非核心产品,引致融资约束对核心和非核心产品加成率的差异化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以及多产品出口企业面临不同融资环境时如何进行内部资源配置,提供了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数字产品进口影响企业成本加成率:事实与机制

充分发挥数字产品的技术特点,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及其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贸易利得。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进行匹配,本文构造了数字产品进口指标,详尽考察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产品进口有效提升了企业成本加成率,该促进作用对非出口企业、本土企业、加工贸易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的进口更为显著;考察变量之间的内生性、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以及更换不同的衡量指标后,估计结果依然稳健可靠;机制检验发现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提升生产率”和“增加研发投入”两个作用渠道显著促进了企业成本加成率提升。本文证实了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成本加成率的促进作用,对新时期评估中国数字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具有重要意义。     

进口贸易、生产率与企业创新

本文借助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构建了企业产品层面和行业层面的进口价值替代变量,并从生产率的角度,对进口促进我国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企业的生产率越高,进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生产率超过中位数水平的企业中显现。同时,机制检验发现,高生产率企业在吸收进口技术溢出和应对进口竞争时更具有比较优势。异质性分析发现,来自不同研发投入国的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并无显著差异,知识产权保护则放大了进口对高生产率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和对低生产率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即使是生产率最低的一般贸易企业,进口也对创新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不能从进口中获益。     

进口竞争、管理者激励与企业内部收入差距

完善分配制度，缩小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本文从企业内部管理层和普通员工之间工资差距的角度，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最终品关税下降引致的进口竞争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企业管理层的平均工资，同时降低了普通员工的平均工资，从而扩大了企业内部工资收入差距，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增加了管理者激励，并通过绩效工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进口竞争对规模较大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治理环境差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表明，进口竞争增加了国有企业和治理不善企业的管理层与企业业绩无关的超额工资。本文结论为中国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以及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启发。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基于2000～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统计库合并数据,全面系统地评估了中间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呈正相关关系,产品质量效应、产品种类效应与技术溢出效应是中间品进口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三个可能的渠道,其中产品质量效应起主导作用。进一步地,产品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从发达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尤其是从G7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为突出,而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有限;第二,零配件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最强,其次是加工型中间品,而初级型中间品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欧盟对华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基于产品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欧盟对华反倾销的产品类别出发,分析得出化工产品、钢铁及其制品和矿产品遭受欧盟反倾销强度较大,而电气设备和纺织品反倾销强度较小;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结果表明除矿产品外的其余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均与反倾销强度表现出不一致性;其原因大致包含:产品竞争力、出口增速、与欧盟产品价差、该产品出口对欧依赖程度、欧盟对中国进口依赖程度、进口替代国多少等因素。最后,本文指出应对欧盟对华反倾销的政策措施应基于其反倾销强度和贸易转移效应并因产品而异。     

印度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的动因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欧盟不断对华进行反倾销,同时,印度也对华发动了反倾销调查。本文以光伏产品为例,分析印度对我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内外原因及目的,如内部原因:中国光伏企业技术水平低,出口量大;外部原因: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印度的贸易保护,以及分析印度对反倾销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措施。     

消费品进口竞争对本土企业市场表现的影响——基于中国消费品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0—2007年企业层面数据实证研究了消费品进口竞争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表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消费品进口竞争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表现有显著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显示：消费品进口竞争对高生产率企业市场销售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而对低生产率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消费品进口竞争更倾向于提升东部地区企业的市场销售；来自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消费品进口对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市场销售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而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品进口可以显著提升中国本土消费品生产企业的市场销售。机制分析表明：消费品进口对本土企业市场表现存在熊彼特效应、逃避竞争效应以及需求引致效应。本研究对于推动消费品进口、企业创新和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具有政策参考意义。     

小微企业进口对企业创新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立足于小微企业贸易机会不断增加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进等中国情景,采用CMES数据从小微企业层面考察进口对中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小微企业进口对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主要被小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获取。小微企业进口的创新效应主要体现为中间品进口对企业自主研发的促进作用,对技术引进的影响则不显著;中间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新产品或新技术产出,而最终品进口有助于企业形成产品和技术外的其他方面创新。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联立方程组方法进行的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小微企业进口通过创新意识的提升与创新资源的改善正向影响企业创新。     

贸易自由化下的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选择

本文使用双寡头模型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中间产品海外生产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关税税率较高时,直接投资优于国际外包,企业建立子公司自己生产中间产品,然后从事企业内贸易进口中间产品;当关税税率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国际外包优于直接投资,企业采取国际外包形式生产中间产品,然后通过企业间贸易进口中间产品。     

企业战略差异、产品市场竞争与风险提示信息

以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按照"竞争程度—信息环境—战略安排"的研究范式,考察企业战略差异对年报风险提示信息的影响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战略差异度越大,年报风险提示信息越多;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战略差异度对风险提示信息的增强作用有所减弱.进一步分析表明,战略差异度通过企业风险承担和信息不对称影响风险提示信息的披露;同时,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影响公司治理的一种重要外部机制,能够通过竞争压力传导促使企业强化内部治理,从而对企业战略和风险信息披露产生影响.     

中国光伏产品遭澳大利亚反倾销调查

5月14日,中国商务部证实,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决定对自中国进口的光伏组件和面板发起反倾销调查。继美国和欧盟之后,或为第三个对于中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的地区。此前,澳大利亚被中国光伏企业视为规避贸易风险的新市场之一。此次澳大刊亚决定对中国光伏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是为了弄清中国制造商是否存在低于成本销售的问题。     

资本品、中间品进口对中国企业研发行为的影响:“促进”抑或“抑制”

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总署进口贸易数据库,就资本品进口与中间品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机制及其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进口行为存在"进口中学习"效应,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进口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集中体现在资本品进口中而非中间品进口;进口来源国及进口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影响上述促进作用发挥的重要因素。     

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与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北大核心CSSCI

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面临较强的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这是否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创新行为,仍存在较大学术争议。在中美经贸关系趋向平缓和中国扩大进口战略的背景下,本文将产业链关联和技术差距引入基准分析框架进行扩展,揭示了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同行业正向作用大于前向关联负向作用,后向关联影响整体不显著;总效应关于来自美国的进口竞争程度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绝大多数行业处于正向作用区间。机理上,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创新行为存在正向竞争逃避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资源重置效应,以及负向竞争挤出效应和产品锁定效应;基于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回归表明,竞争效应主要存在于同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于同行业和上游行业,产品锁定效应存在于上游行业。政策上,强化与日本、韩国和德国等“第三国”进口合作,提升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效率和地区市场化水平,有利于更好发挥进口竞争的正向创新效应。本文对扩大进口战略提升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水平和重新理解中美经贸关系,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创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中国反倾销的贸易保护效应:基于产品进口倾向性的比较研究

反倾销所引发的贸易保护效应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贸易问题,本文则从进口倾向性角度研究反倾销所引发的不同的贸易保护效应。本文首先对中国所发起的47起反倾销案例依据进口倾向指数区分为高进口倾向产品和低进口倾向产品;通过对高进口倾向和低进口倾向产品的描述性分析可以看出高进口倾向产品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低于低进口倾向产品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而两类产品均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但是两类产品的贸易转移效应没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实证模型的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不同进口倾向产品的反倾销所引发的贸易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金砖国家对华反倾销动因:事实与证据

无论从数量还是强度而言,金砖国家已经成为对华反倾销的重要发起国。本文利用1995-2013年金砖国家产品层面的数据研究了其对华反倾销的特征和动因。结论显示:工业产出增长率、失业率是其对华发起反倾销的主要宏观经济动因;触发性策略影响路径复杂,对于来自中国的既定的反倾销事实,金砖国家会采取更理性的规避策略,而对于尚处调查期的诉讼案例则有强烈的报复意图;金砖国家与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会渗透到双边贸易领域,进而引发贸易保护;金砖国家对特定产业的保护意图更加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对中国贸易报复行为的担忧。     

中国企业反倾销应诉之道

中国企业近几年频繁地遭受来自国外的反倾销起诉 ,反倾销已严重地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贸易 ,已成为我国产品出口路上的“拦路虎”。针对国外的反倾销起诉 ,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应诉对策 ,并且对应诉之道并作了必要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