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民主与治理有效：集体经济实力如何影响村民自治

集体经济实力与村民自治效果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集体经济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8年数据,利用多层回归模型与工具变量法,本文从民主自治的过程维度与有效自治的结果维度实证考察集体经济实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效应及约束条件。结果发现,第一,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具有显著的民主增进效应,利益关联强化有利于提高村民选举参与率,尤其是中低社会阶层的选举参与率。第二,壮大集体经济实力并不必然推动村庄有效自治,集体经济的治理效能还受到村庄社会关联度的调节,即在社会关联度较高的村庄中,才能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动员作用,推动集体行动达成与村庄治理有效。     

能人型村干部生成逻辑及其治村实践——基于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经验证据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性和价值凸显，对由谁来推进、何以实现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等问题的回应变得迫切且重要。鉴于此，本文基于文献梳理和新时期的发展实践提炼出“能人型村干部”这一概念，一方面根据不同历史时期村干部角色变化分析能人型村干部生成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另一方面对能人型村干部经营村庄的新型治村策略展开分析。进一步借助对全国三个典型村庄案例的长期蹲点调查检验村干部能人化和能人型村干部治村的具体实践。案例村庄发展绩效表明，能人型村干部以经营村庄的方式带动村庄发展，在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增加农民收入、重塑村庄治理结构、改善地区生态环境等方面贡献显著。本文分析认为，未来一方面要破除体制机制的制约，尽可能为能人型村干部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全方位的保障与激励；另一方面尚需通过创新制度设计与引入可行的内外部考核监督机制，有效规制能人型村干部越界行为，保障其带动村庄发展的绩效，严防能人变“村霸”。     

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农民的“涣散”及凝聚力提升

村级公共事务的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的关键环节。当前作为治理主要主体的村民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上存在难以形成一致集体行动的“涣散”现象，表现为经常性缺席民主管理活动、对公共事务治理缺乏心理认同以及没有行之有效的组织保障。这主要是村民与集体之间利益联系弱、集体经济未能份额化到个人以及村民之间存在多个关系网络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提升村民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凝聚力需要有政治力量作为组织行动保障、有完善的集体行动规则和程序制度、内部利益需要类型化和份额化以及规范村庄内部的关系网络等。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草根组织经历与政治参与:来自中国村庄选举的证据

本文基于大样本农村调查数据,对农村居民草根组织经历与其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拥有草根组织经历的中国农村居民会更加积极地参与村庄选举投票。而且,不同类型的草根组织经历对农村居民参与投票选举的影响存在差异。拥有经济类草根组织经历的农村居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的概率更高,而娱乐类和管理服务类草根组织经历则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庄选举投票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论说明,发展经济类乡村草根组织是促进农村居民政治参与和提高基层民主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     

博弈还是合谋?村庄权力结构及其行为逻辑研究

农村基层自治制度是我国除城市居民自治之外又一项对于基层民主自治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对广大农村地区的公共事务解决、集体经济平稳运转做了详细的制度安排,还将农村地区的乡村关系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利益单元纳入了国家基本政治框架内,但由于起步较晚,基层自治涵盖内容过于广泛,发育平台缺乏健全的法制规范,农村地区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权力结构和截然相反的主体行为逻辑。本文从村庄治理体系的整体性视角出发,将从乡镇基层政府、村干部、宗族势力、地方势力、社团组织五个维度探寻各个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村庄治理的内在机理,以期对乡村治理和基层自治提供有效的制度干预手段。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村委会选举的村庄治理本位:从户内委托辩难走向选举权利祛魅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前后对户内委托制度正当性的争议,表明实现村民选举权利无法作为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根本目标。本文由此质疑村委会选举制度所内涵的"选举权利中心论",重新理解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诞生及法制化进程,将保持村庄共同体、改善村庄治理恢复为该制度的根本目标。选举权利中心既不可信,也不足取,村委会选举制度对选举权利的执念应予去除,村庄治理本位自当确立。本文的主旨在于,将治理逻辑重新置于理解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     

完善村民自治的十条对策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村庄基层民主实践和制度形式在我国已经推行了20多年。根据调研,可以就我国村庄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状况作如下总体判断:村民选举和自治制度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形式导入到乡村社会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村民自治实践已经进入了一个健全选举规范、深化自治内涵的新阶段;我国村民自治实践取得了很大成功,但尚存许多问题,主要为制度框架问题和具体运作问题两大类。前者表现在目前涉及农村治理和村庄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制度,没有真正把村民作为自治的主体,严重挤压了村民自治的空间。后者涉及到在具体操作过程…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与派性

本文在比较台湾乡村地方选举的派系之争和大陆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斗争的基础上,讨论了派系与派性的内涵,认为派系之争是以相对强有力的小共同体的存在和相对强烈的面子压力为社会基础的,而派性斗争是在小共同体已经解体和传统精英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解派系之争和派性斗争的这种不同,对于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选举具有价值.     

村委会选举制度的演进及特点

本文根据工作中积累的大量材料,对20年来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与实践进行了宏观研究.在描述选举制度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该制度的特点.指出它是我国推进民主化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源.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村民选举权

村委会选举中村民享有的选举权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保障的村民权利，是村民自治权的内容之一，应纳入宪法学的研究领域。村民选举权具有基本性、法定性、政治性和自治性特征，在适用法律、享有主体、权利内容、行使方式和救济方式上都与公民选举权不同，是一种特殊的选举权，有其特定的权利范围，其内容包括确认权、提名权、被选举权、投票权、救济权、罢免权和知情权等。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对村民选举权的享有、限制与剥夺做出了规定，但相关规定很不完善。     

村委会选举公正程度、村干部行为与农村干群关系——基于对辽宁省8市1205个村民的问卷调查

本文基于对辽宁省8市74村1205个村民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使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研究了村委会选举公正程度对村干部行为的影响以及村干部行为对农村干群关系的影响。计量分析发现,在村委会选举中,严格按照制度规定举行选举、改进选举的宣传工作、防范候选人使用不正当竞争手段,都有利于提升村民对选举公正程度的评价;在从村干部工作成绩、对村民的关心状况、遵纪守法表现三个方面测量村干部行为的基础上,本文研究发现,提高村委会选举公正程度将显著改善村干部行为,而村干部行为的改善对农村干群关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选举背后的村庄生活逻辑

本文通过考察发生在一个乡镇选举中的村民日常行动片断 ,对于时下村庄生活逻辑进行了初步分析 ,认为生存处境的离散状态导致的集体行动能力缺位以及乡村社会权力机制的制度性暗示引发的农民自动跟从 ,是解释村庄行动的重要变量。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论村委会选举中的违法行政行为及其法律规制——兼谈农民选举权利保障与救济

村民选举权利是宪法规定的村民自治权的一种 ,但在村委会选举中 ,村民的这一权利却常常受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这种侵害行为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和特定的产生原因。我国现行法律对违法行政行为侵害村民选举权利的法律规定极不完善 ,应尽快加以改进。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因——对村民自治的一项效应与后果的分析

随着中央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与进一步申明，乡镇长直选在近期内似已不再是一个实践中的问题，而主要是一个理论和学术上的问题。依此，笔者根据田野调查所取得的问卷资料，分别对村民、村干部和乡镇干部在乡镇长直选上的心态进行描述，并对三者作了比较分析。分析表明，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已在酝酿、形成和壮大、尽管民意变化并不能作为政治方面改革的唯一依据，但它将为政治发展提供必要的社会基础与社会动力。本文主张顺应于此，进行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