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 ———基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中介作用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创新性将数字乡村建设、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农户共同富裕纳入同一发展框架,以实证检验三者间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数字乡村建设有助于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户共同富裕;数字乡村建设可以通过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向影响农户共同富裕,且该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效应存在信息化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对信息化水平低地区与低农业劳动生产率地区农户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更强。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全面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多措并举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提出促进农户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向。     

数字乡村建设、资源要素错配与农业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从资源要素错配视角出发，实证考察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可通过缓解土地资源错配与劳动力资源错配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亦会通过加剧资本错配抑制农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具体呈现出“西部>东北>中部>东部”的特征。由收敛模型检验结果可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收敛性客观存在，而数字乡村建设已成为促进其区域收敛的“加速器”。     

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界定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概念基础上,运用发展经济学理论,构建中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模型,并利用2000～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四个维度进行了实证检验.结论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旅游经济非均衡程度是促进全国和三大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正向因素;区域旅游基础设施在全国以及东部和中部地区促进旅游经济发展作用减缓,而在西部地区仍然是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区域产业结构水平仅在全国范围对旅游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区域制度环境还不健全,对旅游经济发展没有正向促进作用.因此,促进我国区域旅游经济发展需要贯彻执行分类指导的基本思想,实现宏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加居民可自由支配收入,提高旅游经济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还需要协调旅游经济与其他第三产业经济的关系.     

基于空间视角的安徽省区域旅游经济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选取安徽省16个市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首先分析安徽省旅游经济发展的整体状况,然后通过空间相关性的检验,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16个市的旅游经济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其中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旅游总人数、代表对外开放程度的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代表服务业发展水平的第三产业占比的系数为正,即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代表技术进步的各地区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的系数为负,即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便利程度对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明显。这表明并不是所有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因素都是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了促进安徽省区域旅游业经济发展的合理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及驱动因素研究——基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视角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耦合协调发展对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择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分析各地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和生态林业综合评价指数整体呈上升态势,通过关系判别特征发现生态林业发展相对滞后。（2）2011—2020年全国数字普惠金融与生态林业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空间上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中部、东部、西部逐步递减的梯度分布格局。（3）城镇化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决策、交通便捷程度对促进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路径

文章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2011—2019年，数字金融与绿色创新效率增长迅速，但均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2)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效率，且在东部、中部、西部的促进作用依次增强。(3)数字金融对绿色技术研发效率与绿色成果转化效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数字金融对绿色成果转化效率的影响仅在中西部地区显著。(4)数字金融通过缓解金融错配或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效率，数字金融的金融错配缓解功能主要在中西部地区显著。     

中国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文章基于构建空间全局莫兰指数和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数检验,并利用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对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取得了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空间依赖性和区域聚集特性;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科研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移动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作用,信息技术市场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的影响等研究成果.文章提出加大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政策扶持、完善数字经济创新环境和金融支持体系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发挥数字经济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相关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运用熵值法测度的2011—2020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乡村振兴指数，从影响机制和空间溢出特性视角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能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显著地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并且这一结果在数字普惠金融滞后一期和替换解释变量等内生性分析与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缓解融资约束和提升农村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机制。再次，与东部和南方地区相比，中西部和北方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所受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具有良好的地理穿透性。最后，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存在显著空间溢出的特点，表明周边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促进本地的乡村振兴发展。据此，要加快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能力、农村创业活跃度的正向作用，不断推进我国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乡村振兴

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构建省级乡村振兴综合指数,并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从实现“人”的现代化视角探讨了农村居民消费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作为乡村振兴分项指标的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均产生促进作用,但对生态宜居不存在显著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乡村振兴均具有正向影响。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村居民消费总量和优化消费结构,对乡村振兴产生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乡村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赋能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7—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和数字应用因素拟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将工业三废和能源消费指标结合构建生态环境指标，通过双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门限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和机理，并进一步对影响效果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进行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及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因素对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分地区实证显示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优于西部，对北方推动作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经济现阶段通过产生基础设施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赋能生态环境的保护；门限模型回归结果验证了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生态环境保护赋能的非线性作用效果，数字基础设施因素对作用效果的影响呈现“边际递减”特征。结合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经费不足、技术水平不够和规范性不足等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赋能生态环境保护，我国应高度重视数字化发展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赋能作用，利用各数字化因素建立环境保护体系、生态信用体系以及生态执法系统，积极推动生态环境的保护工程建设。     

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吗——来自中国272个地级市的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够有效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基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技术创新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消费升级效应,剖析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逻辑机理,并利用2007—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显著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资源配置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不稳健,消费升级表现为遮掩效应;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在沿海城市和大中规模城市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市场化程度越高,其促进作用越显著。研究结论对更好地发挥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五大模式及对策建议——来自5省20村调研的启示

生态宜居是乡村生态与乡村宜居的有机统一,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内容,也是乡村生态保护的现实需要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在5省20村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各地积极开展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在生态保护、常态保洁、垃圾处理、厕所革命、危房改造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建设生态宜居乡村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并创新发展非农产业带动型、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型、农业旅游业融合带动型、一二三产业融合带动型和种植结构优化带动型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然而也暴露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不足,缺少后期管护机制;农民参与环境保护意识不强,购买生态修复服务缺乏监管;难以调动社会资本参与生态宜居乡村建设等问题。应创新生态宜居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和长效运维管理机制;选择适宜地区发展的生态宜居乡村建设模式;吸引村民返乡创业,培养有环保意识、专业素养的职业农民;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促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效应研究

2016年,福建、江西和贵州正式成为我国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对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效进行研究,基于2006—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进行评估,并将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对其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设立后各试验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成效较为显著。（2）以合成控制—双重差分法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验区政策效应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策效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成立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具有显著作用,这对当前和今后我国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经验价值。     

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检验

基于2001-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制度环境视角下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在中低市场化进程和中等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强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专利申请授权数的正向影响要强于弱政府干预下的影响;在高市场化进程和中强程度政府干预下,社会资本对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在低法制水平下,社会资本与新产品销售收入之间显著负相关。     

科技企业孵化器何以激活区域创新——风险投资与孵化基金的中介作用

完善创新生态系统、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我国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的重要目标。基于2013-2018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科技企业孵化器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在其中的间接作用。结果发现：①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水平，但主要增加的是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授权数总量，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数并没有显著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在剔除直辖市样本、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模型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区域风险投资和孵化基金集聚效应是科技企业孵化器影响区域创新水平的主要机制；③科技企业孵化器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区域间差异较大，在东部地区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而且政策工具强度对科技企业孵化器与区域创新水平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基于CHFS的微观证据

选取CHFS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及各维度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及四个维度均对农户创业绩效有正向作用。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盈利状况、员工待遇质量以及农户幸福感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绩效的影响效果在大规模项目、劳动密集型行业中更为突出;而相对于线上线下融合模式与网络经营模式,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实体店经营模式的绩效影响更为显著。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扶持小规模个体工商户与中小微企业扩容扩质发展,注重农村线下实体经济与现代数字化技术的有效衔接等建议。     

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作用机制及实践路径

旅游业对乡村重构的促进作用已在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中受到广泛关注，但对其内在逻辑和机制的经济学解释有待深化。文章从经济学视角探究了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理论逻辑和作用机制，并据此分析了相应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基于乡村产业升级的综合效应是旅游业在乡村重构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定位，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起点和关键分别在于高效却欠发达的乡村生产要素组合和以土地要素为切入点的要素重组，基本逻辑在于乡村人地关系的变动；在城乡双向互动的背景下，旅游业通过乡村物质、社会、文化、生态等资本的引入，对乡村生产要素进行重组并为土地赋能，进而缓解欠发达的特殊均衡，助推乡村经济、社会、空间的多维度重构；应根据旅游业介入下的乡村要素重组思路，从拓展重组来源、区分重组方向、把握重组抓手、完善重组环境等方面探索旅游业助推乡村重构的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影响的实证检验

全民共同富裕关键在于农户共同富裕,而数字乡村建设是实现农户共同富裕的重要渠道。基于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数据,利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裕。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乡村建设能够通过增加创业机会、优化要素配置结构、促进区域人才流动赋能农户共同富裕。异质性结果表明,对于不同数字技术应用水平、财产性收入与社会关系的农户来说,数字乡村建设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差异,这体现出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共同富裕的包容性。据此,提出夯实数字乡村建设根基、发挥包容性创业“推进器”作用、借力信息化平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的对策建议,以期发挥数字乡村建设在推动农户共同富裕中的积极作用。     

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皖江城市经济增长了吗？——来自“宽带中国”试点城市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次外生政策冲击,选用2011—2019年皖江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和识别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对皖江城市经济的政策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条件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皖江试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该结论在安慰剂、替换解释变量与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通过提高皖江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皖江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创新水平促进皖江城市的经济发展。皖江城市政府应当注重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加快旨在保障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简化行政以优化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虹吸集聚”——来自黄河中下游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推动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文章在理论探讨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2019年黄河中下游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增”的U型关系,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2)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均能够起到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桥梁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表现出一定的“数字鸿沟”效应;(4)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以更廉价的方式流向该区域,形成“虹吸集聚”,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