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吗?——基于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9~2010年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处于U型关系的左半部,目前金融发展对城乡高收入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优化初始财富禀赋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将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强;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化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基于农民异质性的土地流转、专业合作社与农业技术推广研究——以江苏泗阳县X镇为例

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先进技术的应用是推动我国农业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基于农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异质性特点,通过分析江苏泗阳县X镇的案例,研究发现:将土地流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结合的模式,不仅可以缓解土地分散经营对农业规模效益的不利影响,而且可以使农民在互相信任的环境中通过"干中学"、接受集中培训等方式推广农业生产技术。因此,政府应推动土地流转并引导农民建立合作组织。     

教育体制分权与计划经济时期的学校发展:经济史的再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发展堪称"奇迹",这一"奇迹"相当部分是计划经济时期(1949—1978年)完成的。计划经济时期普通学校发展"奇迹"的成因是什么?本文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实现了教育指导思想的"大众化"转向,其重要体现是教育体制分权。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体制分权体现在:第一,坚持国家办学和厂矿企业、社队办学的"两条腿走路"方针;第二,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办教师"制度。教育体制分权降低了就学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提高了教学质量,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奇迹"。使用全国层面时间序列数据,省级层面静态面板、动态面板数据分析均证实,测量教育体制分权的普通学校专任教师数是推动在校学生数量增长的核心因素,学校数量增长许多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一指标噪音较大。最后,本文还利用研究结论反思了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一些问题。     

城市规模、资源配置与经济增长

目前,部分城市的房价等资源要素价格高涨,高成本城市化已启动,本文分析了我国城市规模与资源配置的"极化"与"分散化"并存的非平衡增长城市化模式,认为非平衡增长的城市化模式造成了房价等资源要素的高涨和经济的非平衡发展,并以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利用全国287个地级市1999-2008年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城市规模、资源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东中西部不同地域和不同人口规模城市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类检验和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在城市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上,中部和西部地区明显高于东部地区。400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其规模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显著降低。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城市化模式问题上,中西部地区还可以继续进行"集中导向"的城市化模式,而东部地区的城市化到了进行"分散与集中"并存模式的转型时期。在城市规模上,未来城市化可以有重点地扩大部分中小城市的规模,再造大城市,适当控制目前超大城市的规模。在资源配置上,引导、鼓励高校教育、重点项目等资源有重点地向中小城市流入,促进城市经济的协调发展,促进城市化模式从非平衡增长到平衡增长。     

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有好处吗？——来自企业层面数据的证据

利用2006年1000多家中国企业的调查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本身与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生产率之间也存在着稳定、显著的正向关系;不同规模和不同地理位置的企业其生产率呈现不同的表现,企业对环境成本上升带来的消化能力有差异。经过稳健性检验,研究结论也依然成立。     

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本文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干部利益假说在土地调整过程中并不存在;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年龄的增长、个人收入的增加及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多并没有使农民放弃其对土地的占有;基于土地的保障功能和"恋土情结",人均土地较少的农民倾向于通过土地调整来获得土地;农民及其家庭成员在享有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后,其土地调整倾向会显著降低。因此,要解决政府稳定土地承包权政策与农民偏好土地调整之间的不协调问题,一方面要稳定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另一方面要建设和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近代外国在华投资： 规模与效应分析

传统观点认为，近代外国在华投资不仅盈利极其丰厚，而且还严重抑制了中国本土企业的成长与发展，成为阻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近代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利润率以及外国投资与日俱增背景下中资企业成长、发展情况的分析，发现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章认为近代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正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不仅没有成为中资企业发展的阻碍，而且还刺激并促进了中资企业的成长与发展。当然，至于外国间接投资的效应则需要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