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追求“最大化”新解

经济人追求"最大化"一直被视为亚当.斯密体系下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动机的经济人行为,是只有物质追求的"经济人"。文章试图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把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定义为主观最大化与客观最大化,从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角度去解释经济人利己、利他行为。客观最大化是生产力低级阶段的追求,是人自然属性的体现;主观最大化是生产力高级阶段的表现,是人社会属性的体现。     

从“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经济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反思 ,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 ,但其伦理缺陷也是明显的。作为现实的人、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人 ,需要“经济人”的一些特性 ,但又不能局限于“经济人”。健全人格的行为选择需要超越“经济人”达于“现实道德人”。“现实道德人”是基于现实条件、从现实出发的道德人 ,他追求义与利、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现“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的超越 ,需要从社会层面建构扬善抑恶的利益和精神双重机制 ,也需要主体实现从急功近利到追求长远利益 ,从利益追求到自我实现价值取向的双重转化     

“生态经济人”——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

通过"经济人"与"生态经济人"对比来研究和探索生态经济的理性假设,认为"生态经济人"是一个具有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的人,但不是一个生态主义者;"生态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利己、理性、最大化和"文明自利"的人,但不是一个经济主义者.除此之外,"生态经济人"在需要与动机、理性与非理性、目标与手段以及利益最大化与可持续性等属性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生态特色.从文明社会的演化和生态文明建设来看,"生态经济人"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主人,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     

基于关系契约理论的企业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

关系契约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很强的契合性,以其为理论分析框架,有助于阐明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特定内涵和体系。基于关系契约理论,构建了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体系,主要包括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责任、维护企业员工权益的责任、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发展社会公益事业的责任等。明确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范围,有利于企业自愿承担社会责任,成为"经济人"与"社会人"相统一的合法企业公民。     

论企业道德的社会功能

企业道德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应自觉遵守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的细胞既是一个经济人 ,也是一个社会人。作为经济人 ,企业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作为社会人 ,企业在追求利润的活动中 ,还必须认真解决怎样获利以及如何获利有益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也就是说要讲企业道德。文章指出 ,企业道德是社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阐述了企业道德的社会功能     

社会资本与“经济人”是补充还是替代

社会资本在企业管理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学界对社会资本与传统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关系有着激烈的争论,这一现象的内在原因是对社会资本的本质和内涵的认识存在误区。社会资本与"经济人"并不矛盾,而且有着很大的互补性,它们在社会责任观上是一致的,社会资本还是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解决社会公平和社会责任问题要通过道德和法制建设,决不能依靠狭隘地批判和抛弃"经济人"。     

犯罪的经济分析——罪犯“经济人”假设的疑问

作为经济分析的逻辑前提,"经济人"假设是对人的正常、普遍属性的描述。然而,罪犯选择实施对公共利益造成严重损害的犯罪行为,根源于其自利性的膨胀以及理性判断的丧失。因此,罪犯在实施犯罪时完全背离了"经济人"属性。对罪犯予以处罚和改造,就是矫正他们与"经济人"的渐行渐远,帮助他们恢复"经济人"的理性。     

“经济人”与“社会人”的逻辑关系及当代意义

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众说纷纭,典型的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全面地解释进行各种活动和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人,鉴于此,两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方法论、人的属性和人的需要等角度来阐述“经济人”与“社会人”只有互相补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给人性提供某种完整的描述。“经济人”和“社会人”两种人性假设的有机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生态经济人”刍议

以"生态经济人"假设的抽象概括为目标,从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基本视域尺度选择入手,围绕现代"人性"的伦理定位和价值判断,归纳"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性,探讨"生态经济人"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基本维度上人的价值内涵结构、理性目标与特征,提出"生态经济人"人性定位的整体性、价值内涵结构性、理性的时空均衡性等观点。     

“经济人”的嵌入性视角

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人性假设的基础之上,自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问世以来,学术界对人性假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尤其是对“经济人”孤立于社会的个体行为的批判,对此,文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亚当.斯密的“经济人”是基于人的经济行为建立的假设,并不是脱离社会孤立地存在,其利己心、现实的经济理性和利益最大化之间不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正是“经济人”的社会性造就了“经济人”的利己心、现实的经济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目标。     

中国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2011年中国制造业三百强企业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为研究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分析发现:(1)企业规模、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环境信息披露程度与企业环境绩效成正相关;(2)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环境绩效好于欠发达地区;(3)企业盈利能力并不是造成中国制造业企业间环境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     

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知识转移与企业知识创造绩效：双边关系质量的调节机制

在构建“知识兼容—知识转移—知识创造”关系链的基础上，引入嵌入性理论和吸收能力理论，分析不同类型关系质量通过不同程度吸收能力对上述链式促进机制的强化作用。收集239份来自全国多地高新技术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合作企业间知识库兼容性通过知识转移正向影响企业间知识创造绩效；经济型关系质量强化知识库兼容与知识转移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型关系质量强化知识转移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且前者的强化作用是通过企业自身潜在吸收能力传递的，而后者的强化作用则是通过企业自身实际吸收能力实现的。     

突发事件情境下组织冗余资源的作用分析

资源在企业的生存、发展、绩效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企业一种重要的资源存在形式,组织冗余资源在企业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不同学者对冗余资源的作用有不同的理解,既有积极的观点也有消极的观点,这种差异主要是受到研究情境和冗余资源自身类型的影响.冗余资源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缓冲环境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冲击,保护企业的技术核心,给管理者提供较大的管理弹性,促进企业创新行为和组织变革的发生,帮助企业适应环境.     

民间投资、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

民间投资作为政府投资的重要补充,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越来越多的资金支持,对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具有重要作用。为进一步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以环境规制为中介变量,运用Stata15.0软件和Matlab2016软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1999-2016年民间投资和绿色技术创新相关数据,在K阶近邻空间权重矩阵下建立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显著空间集聚效应;单一的民间投资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因民间投资目前主要集中在产业低端,与环境规制结合时并未有效促进绿色技术创新。为此,应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促进民间投资有效供给;建立环境倒逼机制,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发挥区域协同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小企业研发困境的博弈分析

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自主研发是增强其竞争力的必经途径。而在国内，众多中小企业对研发投入持消极态度，尽管政府多方鼓励，但收效不大，且企业在自主研发的投入方面与发达国家有着较大的差距。可从严格保护研发成果、协作研发与加大政府的政策优惠力度等方面对中国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情况进行改进。     

持续创新企业的信用画像特征——基于关键词迭代法

持续创新是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信用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从信用角度深入探讨持续创新企业具有的特殊信用画像特征，采用关键词迭代法，利用CiteSpace分析持续创新和企业信用两类中文文献的关键词，发现企业合法性、践约度和企业信用文化3个维度对两类文献关键词具有交叉重迭性。为了验证上述假设，进一步细化3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全面筛选2010—2019新三板和创业板企业数据，选择符合持续创新条件的189家企业共1890个面板数据，应用Bootstrap模型验证持续创新企业信用画像3个维度特征，取得创新性理论成果。结论进一步拓展了创新研究视角，丰富了信用理论体系，可为企业开展持续创新活动提供实践指导。     

社会认同理论视角下的企业创新绩效前因组态研究

创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探究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企业创新发展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社会认同理论,本研究建立包含团队断裂带、团队异质性、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声誉等要素在内的企业创新影响机制模型。通过对66家电子信息企业样本进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本研究探究企业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各个要素对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与联动关系。研究发现: 高企业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有三条,路径1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声誉情境下,低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异质性及低断裂带距离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路径2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高企业声誉情境下,高团队学历异质性与低断裂带强度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路径3强调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低企业声誉情境下,高团队断裂带强度与低团队断裂带距离有利于实现高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结果拓展了社会身份理论在企业创新领域的应用,也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代企业建设中的经济伦理问题探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现代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伦理危机,主要表现为一些现代企业在生产、交换、消费等领域的经济伦理问题,不仅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的长远利益,扰乱了社会主义经济秩序,而且严重影响了现代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研究现代企业经济伦理是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发展下的国际竞争新形势的需要,从制度伦理、经济伦理的角度,明确现代企业未来建设的方向,有利于现代企业提高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后,现代企业建设还需处理好伦理道德的主体性与规范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关系。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