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务行为与社会结构——新经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传统的财务管理学往往使用一系列数学模型，将企业的财务行为加以精确的量化，并以“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做出投资、融资、收益分配等具体的财务活动。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任何经济行为都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在此基础上，新经济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日益发展壮大，在西方学术界被誉为是西方研究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三大视角之一。本文从社会经济学的有关“嵌入性”理论出发。在社会关系的背景下研究企业的财务行为。     

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

一、中国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学特征1．中国西部经济的非稳定状态。根据混炖经济学理论，当今世界的经济有四种状态，第一种经济状态是未扰状态，第二种状态是不稳定状态，第三种是混炖状态，第四种是稳定状态。在各个地区的经济开发过程中，都要经历上述四种经济状态。中国西部经济经历了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经济停滞在未扰状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在改革开放以前。所谓未扰状态就是经济沉寂、落后。没有发展动力的经济状态。第二个过程是改革开放以后至今，西部经济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所谓不稳定状态就是经济期望值较高，但是缺乏开发动…     

政府消费、政府行为与经济增长

在对政府消费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消费的视角考察了政府的职能以及政府的行为，认为使社会产出最大化的政府是有效政府。在有效政府的前提下探讨了政府消费、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企业可持续发展与角色重塑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作为经济实体，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其经济行为的基本目标和唯一动力，就是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是一个具有自利性特征的彻头彻尾的“经济人”。古典经济学进一步提出这样的理论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企业的决策是完全理性的，而企业为了营利，就必须以最有效的方式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因此，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必然增进了社会福利，企业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并无矛盾之处。正如经济自由主义鼻祖亚当·斯密所言，企业越自由地追…     

和谐营销的影响因素及对策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现代企业所面临的营销环境日益复杂多变。持续增长的市场竞争压力以及盲目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利己性驱动，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向了低伦理营销，并最终导致顾客、企业乃至社会的利益受到损害。     

从经济环境看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选择

长期以来，我国在财务管理目标方面一直存在争议，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其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股东财富最大化与企业价值最大化。任何企业的财务管理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经济环境中进行的，其所应用的理论也都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只有认真分析各种财务管理目标形成的经济环境，并结合我国企业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适合于我国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     

产权理论分析与财务管理目标选择

所谓产权，就是指与财产关系有关的一系列权利，从本质上看，产权反映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围绕财产所形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本文主要在此对产权理论分析下企业最大化财务管理进行了分析探讨。     

基于契约理论视角的会计政策选择分析

本文在介绍现代契约理论概念及其与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关系的基础上，阐述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说明有效会计政策选择对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重要意义。通过论述会计政策选择的外部性，依据庇古津贴理论和契约理论，提出使经理人员选择会计政策时避免机会主义、实现有效性的可行途径。     

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理论机制与跨国证据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吗？围绕这一重要问题，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与证据。在理论上，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务服务市场与产品市场构成的一般均衡模型，政策制定者在预期数字政府使用率高于临界值时选择建设数字政府；当企业能够自由选择通过线下平台或数字政府获取政务服务时，会加强政府内部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其背后的具体机制为数字政府建设可以降低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合规成本，并可能影响政府提供政务服务的财政支出。在实证上，基于2002～2019年全球167个经济体的数据，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劳均产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通过减少企业获取政务服务的时间和所经历的程序数目来促进经济发展。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只有切实提高数字政府的使用率，才能充分发挥数字政府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与企业：在城市空间指向上的错位——上海市产业布局问题的理论分析

文章以上海市为例，探讨了当前上海产业布局中存在的客观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影响产业布局的两个行为主体－政府和企业的层面上，对当前经济转型时期的产业布局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认为，政府和企业两个行为主体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博弈过程中出现的空间指向上的错位是导致当前产业布局不合理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