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如何借鉴新资本协议监管思路

巴塞尔委员会2003年5月即将公布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三稿.美国监管当局认为,对于绝大多数美国银行来说,实施新资本协议需花费的成本超过了其所能带来的好处.美国监管当局决定,将仅采用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高级法,而不采用其他两种选择,即标准法和内部评级初级法,并仅要求十来家美国大银行采用该法.     

对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思考

建立并完善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内部评级法,是控制信用风险的关键所在,目前这一点已经在我国商业银行业界达成共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创设的内部评级法,是一种具有较高风险敏感度的处理方式,可以为各国商业贷款风险识别与管理提供依据.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来看,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高度重视内部评级法在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中的作用,并鼓励有条件的银行建立和发展内部评级模型.这显示内部评级法作为新协议的一项核心内容,正成为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主流模式.如何根据我国情况有选择地借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通过内部评级法建立起严格科学的贷款质量分类管理体系,以有效地控制信用风险,这是我国商业银行目前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巴塞尔新协议与银行内部评级（上）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100个国家采纳了巴塞尔协议，协议实施以来，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充足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提出了银行风险中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大支柱，使资本水平更能够真实地反映银行风险，在最低资本金要求中对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标准法、内部评级法，并将最终由初级内部评级法过渡到高级内部评级法，使资本充足率的工作与银行面对的主要风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新政出台

银监会允许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计量风险资本 银监会于近期制定发布了包括《关于商业银行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补充监管要求》等在内的多个资本监管配套政策文件。《要求》明确,商业银行应制定符合本行资产组合实际的内部评级法实施规划,     

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激励改进--基于内部评级法的视角

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协议》所推出的内部评级法．提供了一套以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及资本监管的动态监管方法，本文探讨了实施内部评级法对中国银行业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改进资本监管要求的激励效应，提出了金融开放下中国银行业加快引入并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重要性。     

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能降低中国商业银行传染风险吗?

在使用条件在险价值(ΔCoVaR)计算中国上市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基础上,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和PageRank算法测度每家商业银行的传染风险权重,并研究资本监管与流动性监管对传染风险权重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流动性覆盖率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的传染风险;第二,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覆盖率、杠杆率与流动性覆盖率在同一监管框架下发挥了降低传染风险的作用;第三,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覆盖率、杠杆率与流动性覆盖率的运用表现出较差的协同效应.中国金融监管当局需要开发偿付能力监管与流动性监管的协同机制.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下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研究

从作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第一支柱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来看,作为信用风险度的评估手段之一的内部评级法,与“商业银行合规行为”存在内在冲突,会导致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发生;但作为第二支柱的监管检查作为一个外部条件,则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具有积极的规避效应。而市场约束有构成约束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又一层规避墙,并且将对商业银行的监控从监管当局移向市场自身,将有助于提高监管效率。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于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规避措施,对于中国监管当局推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而言,成为防范银行业风险的重要决策依据。     

巴塞尔Ⅲ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工具的作用机理探析——基于商业银行实施内评法的视角

巴塞尔Ⅲ强调宏观审慎监管,并针对系统性风险提出了许多宏观审慎监管要求,一方面提高银行业自身的抗冲击能力,另一方面限制银行经营中的高风险行为。本文采用内部评级法计算资本要求引发的顺周期性和系统性风险的时空特性,并分析了杠杆率、留存超额资本、逆周期超额资本、系统重要性附加资本等宏观审慎资本监管工具的作用机理,最后提出宏观审慎资本工具实施过程中需注意的协调问题。     

零售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研究

内部评级法对商业银行零售信用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风险划分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一致性.本文根据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零售资产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基本要求,总结国际先进银行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银行零售业务的实际情况,从理论要求、技术方法和实施三个角度,研究如何在内部评级法(IRB)的框架下实施零售资产内部评级.     

在新兴市场国家实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若干问题

对新兴市场国家而言,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允许采用专业评级机构信用评级的标准法几乎无法把资本要求和风险有效地结合;二是许多国家缺乏实施内部评级法的专门技术。对此,作者提出了集中评级法。对在风险不同的多个国家经营的国际性银行而言,如果使用内部评级法,其资本要求可能比使用旧巴塞尔协议或新协议标准法更高。针对跨境监管,作者提出了成立监管当局联合会、进行联合检查和披露要求等三项建议。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