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提升中国制造业价值创造能力研究——基于15个制造业子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测度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基础上,以1997～2009年15个制造业子行业为研究样本,分析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程度与其生产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有利于提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水平,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参与产品内分工对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通过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更有助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从而提高自身竞争力,进入到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价值链环节,实现产业升级.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互影响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参与产品的国际化生产与协作的过程中,不仅带来了国际贸易方式的重大改变,也使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而这种改变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本文在构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和产业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的基础上,定量分析两者相互影响程度,得出：一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越深,该国产业结构优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越优化,其产品内国际分工地位越高。     

国际外包的生产率效应及行业差异——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根据1997年和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比率,并以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不同形式的外包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外包对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工业行业中,外包有利于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服务外包对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大于物质投入外包:高技术、低开放度以及大规模行业中国际外包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文有两个原创性贡献:一是区分了物质投入外包和服务外包对中国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差异;二是发现行业性质影响国际外包对生产率作用程度的大小。     

人工智能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人工智能是各国构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模块,更是关乎产业转型和价值链升级的主要抓手。本文使用International Robot Federation提供的机器人数据、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提供的企业数据构成了研究使用的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在实证层面检验了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数据跨度为2000—2013年。本文的主要结论是:①人工智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且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和考虑工具变量的因果识别后仍然显著。②人工智能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目前主要集中在加工贸易企业。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人工智能对中国参与价值链的促进效应得到进一步释放。④人工智能对价值链参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渠道实现:一是替代从事低端环节生产的劳动力来降低企业成本;二是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⑤针对行业层面的数据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会显著促进行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现实情况下,重视创新发展,就是要抓住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契机,减少人工投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从而助力中国企业以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分解:行业结构差异的新视角北大核心CSSCI

对于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现有研究主要将其归结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影响,但忽略了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可能产生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行业结构差异纳入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的分析框架,对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进行理论建模,然后通过反事实构造和数值模拟方法,对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与行业结构差异的贡献进行分解,进而利用“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分析方法和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其贡献进行识别。研究发现: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平均看可以直接解释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8.24%,而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共同作用的间接贡献则达到9.2%。因此,忽略城市间行业结构差异的影响,会导致大城市集聚效应的高估。在考虑行业结构差异后,异质性企业空间选择仍是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主要来源。分行业的结果表明,各行业普遍存在集聚效应和分类效应,但选择效应可能不显著甚至为负,这一结果对于实现城市间行业的合理分工及企业合理布局以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研究为剖析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也为避免集聚效应的高估以及探寻生产率提升的产业空间分工路径提供了微观证据。     

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基于笔记本电脑商品链的分析

产品内国际分工拓宽了经济开放国家或地区的国际分工参与度．但处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所获收益却并非一致。本文对产品内国际分工中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得出结论——各分工环节的市场结构决定了其所获收益，并通过对笔记本电脑产品内分工体系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理论分析结果。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垂直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广泛参与到了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当中,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分析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的影响机理,在改进垂直专业化分工测算方法的基础上,就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工业部门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总体上降低了对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非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增加;中低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这一影响更为显著;而高技术行业的回归分析显示垂直专业化分工增加了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但回归系数弹性要小于总体行业回归和中低技术行业回归的弹性。     

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当代的国际分工正由垂直型分工向混合型分工转变，呈现出产业问分工、产业内分工和产品内分工并存的格局。本文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调整与变迁，并对相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探讨。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评价——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的思考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分工已从按产品分工转变为按要素分工，从产业间水平分工转变为价值链分工；产业边界超越国家边界，改变了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性质；企业与国家之间也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这些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产业国际竞争力理论的假设基础。本研究将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的焦点转移到企业，考察不同类型企业的竞争力贡献．据此构建了一个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评价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二维评价模型．进而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典型模式和演化轨迹。     

多种创新方法集成与应用研究

本文深入研究了创新方法内涵，对各种创新方法进行系统梳理与分类，在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各个创新要素和创新内容进行选择、整合和优化基础上，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建立多种创新方法集成与应用系统，在产品创新的整个过程中形成模块儿化的互补优势，使新产品较以往来说功能上呈现倍增，并适应进化规律，从根源上促进创新的发展。     

产业外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的实证研究

本文构建关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与Porter外部性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以2004年为基期的2005~2015年中国省域制造业的产业外部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将产业细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进行探讨研究 。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发现雅各布斯外部性与波特外部性对于制造业整体以及3个细分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针对生产率分解后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实证证明，产业多样化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效率改善而对技术进步具有抑制作用，市场竞争可以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与波特外部性不谋而合。提高产业专业化以及保持产业的区域垄断更能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进步，支持了MAR外部性的观点。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效率的变动则主要是通过区域的竞争来影响；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只有波特外部性在发挥正向效应；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技术进步需要保持产业的专业化，而提高产业的多样化与有效的市场竞争更利于技术效率的改善。     

钢铁企业低碳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研究

本文基于对钢铁企业低碳化生产系统的分析,利用层次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探讨了钢铁企业低碳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相应的评价方法,以期为提升我国钢铁企业低碳化发展水平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领导企业平台构建与我国工业园区实践——产品内分工视角

随着大型企业不断解构以及企业间跨流程整合越来越复杂,领导企业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显得越发重要。本文从生产范式和交易范式两个层面,分析了多边协调功能领导企业平台的动力机制,并以产品内分工视角进行了理论解释,提出了产品内分工—企业间关系结构模型,为分析和总结中国工业园区企业间关系以及领导企业平台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最后,指出了适合我国工业园区领导企业平台的企业间科层和企业间市场两种协调机制。     

The moderating role of competence specialization in the effect of external R&D on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unctional specialization of SMEs’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and its moderating role in the effect of external R&D on their innovative performance.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consists of many functional dimensions such as basic research, product architecture, process construction, testing, and evaluation, which constitute a sequence of innovation tasks. The specialization of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 allows SMEs to utilize economies of specialization in R&D, enhance their bargaining power and appropriability condi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xternal R&D, and attract promising R&D partners. However, competence specialization may hamper SMEs’ capabilities to 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diverse external R&D projects. Using a sample of SMEs in Korea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find the following results. First, competence specialization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external R&D on SMEs’ innovative performance. Second, the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etence specialization diminishes as the share of external R&D increases. Thir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mpetence specialization differs across industries depending on the degree of market dominance by a few large firms (i.e., market concentration) and the novelty of technologies pursued by SMEs in each industry.     

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业分工分析

文章发现,从城市路径看,长三角不同城市服务业的专业化水平有所不同;从行业路径看,长三角各服务业行业的地方化水平存在差别。分析表明,对长三角服务业分工问题进行分析时,是否考虑城市（行业）的相对规模因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文章还对长三角城市区位商居前的服务业行业给予了简要的讨论。     

工业化新时期新兴主导产业的选择

需求约束的强化和加入WTO后的挑战，使我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为了寻找新的增长空间，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并进一步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工业化新时期需要选择新兴主导产业。从产业的增长潜力、就业功能、带动效应、生产率上升率、技术密集度、可持续发展性以及国际比较等方面来进行分析，制造业中兼顾产业升级基本目标和就业增长重要目标的新兴主导产业是：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交通运输设备、纺织和服装、普通机械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应当通过新的产业政策，促进新兴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发展，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并加强其对整个制造业发展的带动效应。     

Trends i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chemical and textile industries in the U.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an empirical linkage betw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two industr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period 1967—82, the chemical and textile industries experienced different rat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spite of stiff competition from foreign manufacturers, American textile firms maintained a steady growth in productivity. This industry benefitted from maj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occurring in industries supplying to it. The chemical industry faced crisis due to sudden changes in petroleum prices. Changes in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also imposed a different set of constraints on the chemical industry. Rate of innovation decreased quite severely in this industry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Innovation indicators were developed by obtaining data on new product/process announcements in the technical literature. Panels of technical experts from the industries and academia evaluated the data for their technical novelty. The data indicat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grow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