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引入互联网因素北大核心

借助2008-2014年中国内陆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引入互联网发展变量,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互联网发展和经济总量皆对金融集聚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水平经金融危机期间的调整,在后期成为推动集聚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与地区开放程度对集聚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期初;科技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存在滞后性。本文依据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从金融集聚的动因出发,提出了促进区域金融集聚的建议,以求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中国对外贸易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空间统计分析和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部分省区市对外贸易的空间集聚效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各省区市的整体来看,对外贸易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东部省份具有强强集聚的马太效应,中西部省份具有弱弱集聚的马太效应,东部以及中西部之间的差异较为明显,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聚现象越来越明显;从三大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来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空间效应比较明显,中部地区的空间效应不明显,人均GDP水平、高校在校学生人数是影响各区域对外贸易发展的共同因素。     

中国区域金融效率影响因素研究

研究中国区域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对于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视角，通过构建一个综合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利用非期望产出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02—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市）区域金融效率发展状况，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揭示了金融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区域金融效率时序演化呈现动态升降的特征；金融结构、金融集聚对金融效率具有正向作用，而金融对外开放的作用尚不显著。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対策建议:科学配置金融资源，完善区域金融布局；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深化相关制度改革；提升金融集聚水平，扩大金融辐射力。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耦合关系研究 ——以河北省为例

为了促进金融与自主创新更加深入的融合发展,本文以河北省11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建立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各耦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度分层分析,研究其内在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河北省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总体耦合度为高度耦合状态,各个地区间略有差异;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能力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有很强的上升趋势。通过本文研究,对河北省金融集聚水平与区域创新能力耦合系统内在逻辑有深入了解,对促进两系统的耦合发展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

研究目标:从空间维度考察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2009～2018年30个省份和四大区域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估计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即特定地区农民消费如何关联于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金融集聚。研究发现:在全国省级层面上,农民消费不仅受本省农村金融集聚的显著影响,同时还受到邻近省份空间溢出的显著影响。分区域检验显示,一方面,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农民消费受到域内金融集聚的影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则不显著。这一区域差异与农民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一致性,但农民收入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农民消费受邻近区域金融集聚溢出效应的影响显著,但东部地区则不显著。研究表明,一是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二是农民收入过低会弱化金融发展对消费促进效应,增加农民收入是提升消费的根本;三是加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金融合作有利于实现共赢。研究创新:将空间效应引入农村金融集聚对农民消费影响的研究,探究了该影响的空间特征及关联性。研究价值:对农村金融集聚的消费促进效应做出了更全面的评价,为发挥农村金融促进农民消费的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抓手。     

金融发展的角力：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与南北之间，相邻地区的发展差异也尤为突出，而金融发展中集聚与排斥效应的角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通过检验2004—2018年31个省份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存在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金融排斥的负向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但是金融集聚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剖析发现，在相邻地区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中，金融集聚的虹吸效应激发了金融排斥，由此形成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特征，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较为显著。此外，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源于金融效率的优化，金融排斥的溢出效应源自深化地理排斥、评估排斥和条件排斥。本文研究结论为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汽车整车与零部件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汽车整车与零部件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因素的动态面板模型,并结合我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从全国以及六大区域视角,对我国汽车整车与零部件产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由于不同区域汽车产业协同集聚状况不一样,所以影响各大区域的主要因素也不同。东北地区、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的协同集聚受区域集聚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较大,中部地区的协同集聚受市场因素的影响较大,西南地区的路径依赖性最强强,且受政策因素、环境因素以及资本流动因素的影响程度明显要大于其他区域。     

金融集聚的区域实践、模式构建与发展对策研究

影响区域金融集聚的因素有很多,诸如政府政策、金融产业特性、资源禀赋、信息流动、金融地理运动、实体经济等。我国的区域金融中心大都处在积累建设期,区域金融集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梳理我国各城市在金融集聚发展中结合自身情况走出的不同发展路径,其中存在一些不足,在反思的基础上可对我国不同区域金融集聚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和建议。     

我国西部地区金融集聚与城镇化互动关系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西部地区金融集聚和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了评价金融集聚和城镇化水平的主要因素。并根据因子得分计算出不同地区金融集聚和城镇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结合因子分析得出的结论,用误差修正模型对金融集聚与城镇化水平进行格兰杰因果分析,并验证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二者互为彼此的格兰杰原因。     

中国城市互联网发展的影响因素及地区差异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发展迅速,但是地区间差异显著。首先分析和归纳了影响互联网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然后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验证了各因素对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区域性因素,如城市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科技投入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对于互联网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人口因素,如受教育程度和年龄结构的作用效果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影响地区间互联网使用情况差异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端,其中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是影响东部与中西部城市间互联网使用差异关键因素;人口规模对于中部与西部城市之间的差异也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     

中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演变特征与提升策略

基于2000—2021年全国31个省（区、市）的新注册企业数据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在对数字产业集聚水平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分析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采用Dagum基尼系数、莫兰指数和Kernel核密度估计方法分析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区域差异性与动态演化特征。研究认为,全国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不断下降,地区差距明显扩大,呈现出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数字产业集聚水平主要受地区规模、市场化程度、区位条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与科技人力投入的影响,研发与技术导向尤为明显。数字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非均衡性突出,区域间差距是主要来源。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偏低,科技人力投入不足是重要的制约因素。中国应在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引进和培养人才、统筹调配资源等方面采取措施,从而优化数字产业空间布局和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协调发展。     

碳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京津冀、长三角以及鄂豫湘城市群作为样本地区,从碳金融交易机制、商业银行业和企业战略调整三个视角,分析了碳金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选取2006-2016年样本地区数据,利用因子分析法测度出九省市和三个城市群的碳金融发展水平,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三个城市群碳金融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变化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碳金融发展水平会对该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起到积极的正向作用。同时,不同城市群之间存在着差异性,主要归结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导向和发展阶段。最后提出政府应加大节能减排的投资力度,加强产业的集聚整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注重城市群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的扩散效应,利用各地区的产业优势,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金融集聚对安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0-2018年安徽省16个城市市级的面板数据,采取了Hansen的门限效应模型,实证验证了金融集聚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金融集聚在不同时期、发展程度不同情况下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在此基础上,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干预、科技、经济发展水平、信息化水平六种因素综合考察模型的门槛水平,从而得出在安徽金融集聚程度较低的部分城市区域,仍存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进步空间的结论.文章最终对安徽金融集聚发展和产业发展给出相关对策建议.     

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如何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双轮驱动还是双向抑制？

金融集聚和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可以从地理角度和经济角度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考察。研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及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较强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呈现出较强的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金融集聚通过资源配置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创新激励效应和风险管理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区域房价通过成本效应和劳动力供给效应等路径来影响产业结构升级。金融集聚、区域房价对产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两者互动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抑制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及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政府干预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阻碍作用。     

区域制造业空间效应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选择

通过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后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水平及多样化水平与制造业集聚呈倒U型关系,同时城市化水平会对服务业发展模式与制造业集聚关系产生影响。分区域模型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层次、要素禀赋等因素有所差异,东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与生产性服务业呈线性关系,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中部地区呈倒U型关系,现阶段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多样化发展模式;西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U型关系,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发展都将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互联网基础设施、创新驱动与中国区域不平衡——从宏观到微观的证据链

实证检验中国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创新活动影响效应的区域差异及形成机理是回答互联网能否有效兼容创新驱动战略和区域平衡发展这一问题的关键。本文基于城市和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证据链，实证发现中国大规模实施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能有效提升欠发达地区的创新水平，还进一步可能扩大了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格局。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虽然在总体上对中国地级城市层面创新水平和微观企业创新投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激励效应仅限于东部区域、南方板块、省会和人均GDP水平大于均值城市等各种维度划分的发达地区，而在与之相对应的欠发达地区却呈现抑制效应。基于要素流动分析框架，进一步检验表明，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激励了要素资源向发达地区流动的“集聚效应”,进而影响中国区域不平衡格局，同时也存在着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然而资源向欠发达地区回流的“分散效应”则很有限。本文结论有助于理解中国推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复杂性激励效应，对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的政策号召，探索互联网推动构建创新驱动战略与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有效兼容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空间模型的中国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分析

考虑中国金融集聚的空间效应,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基于新增长理论,从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纬度,兼顾人力资本、政府行为与对外开放等因素,对2003-2010年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金融集聚呈现显著的空间地理特征,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溢出作用,而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溢出效应又存在差异。依据此结果,可以得出结论,一是中国经济和金融业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差异特征,中央政府应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制度支持。二是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溢出作用,其中银行业的溢出作用最为明显。三是人力资本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极为重要,地方政府应在发展教育上下大功夫,培养人才,留住人才,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进而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     

金融地理对区域金融稳定的作用机理:基于金融功能观的分析视角

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稳定存在客观的作用机理。本文基于金融"功能观"的视角,遵循金融地理"空间差异、空间过程与空间的相互作用"的分析路径,搭建了金融地理与区域金融稳定作用机理的宏观框架:金融资源空间分布的非均衡、空间过程的金融集聚与扩散、空间相互作用所引起的金融体系调整都有可能影响区域金融稳定。从微观上看,金融地理中的金融区位、金融发展、区域信用和风险抵补是对区域金融稳定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它们各自对区域金融稳定有着具体的影响。     

我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区域分析

2013年以来,互联网金融飞速发展,对传统金融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促使了传统金融进行改革。而我国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互联网金融行业具有地区发展不均的特点。论文对我国区域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四个区域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的特征。     

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电力行业发展数据,采用DEA、ESDA-GIS、Panel data model三阶段分析方法对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的时空分异规律及其影响因素的异质性问题进行研究。研究发现: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整体水平较低,21个省(市、区)的综合技术效率均值低于0.65,2005—2014年绩效未有明显提升,但区域差异明显,综合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均呈由东向西递减态势;2005—2014年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的Moran's I指数值均为正数,具有空间集聚特征;高—高型区域主要位于环渤海与长三角地区,低—低型区域集中在西北、西南地区;人口密度、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对中国电力区域经营绩效具有正影响,电力自足率呈负影响,地区生产总值具有"U"型曲线特征,并且影响因素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同一影响因素在东、中、西三大区域层面的作用效果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