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上市公司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创新——基于财务松弛的门槛效应

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背景下，新能源行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推手。本文选取我国121家新能源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年度数据，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在财务松弛不同区间下企业绩效落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自我期望时，会促进企业创新，当财务松弛大于门槛值0.113时，自我期望落差对创新有正向影响，当财务松弛小于0.113时，这种自我期望落差对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社会期望时，也会促进企业创新，当财务松弛大于或小于门槛值0.181时，社会期望落差对创新有正向影响，但在财务松弛大于0.181时，对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产生自我期望落差时，通过调整财务松弛区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国有企业要优于非国有企业；当企业产生社会期望落差时，通过调整财务松弛区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非国有企业要优于国有企业；自我期望落差、社会期望落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在财务松弛不同区间下东、中、西部地区均有门槛效应。     

双重信息不对称下期望绩效落差对制造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

面对实际绩效与期望水平之间的落差，企业如何反应备受关注。本文从绩效反馈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出发，利用2010～2021年上市制造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探讨不同期望绩效落差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对外合作和机构关注两种信息不对称情境下的权变作用，研究发现：(1)不同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历史期望绩效落差带来负向影响，行业期望绩效落差带来正向影响；(2)对外合作程度强化了历史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负向影响；(3)机构关注度强化了行业期望绩效落差对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这些研究发现对于引导企业管理者有效利用内外部信息规划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理论借鉴和实践启示。     

创新困境下的制造业企业战略响应——基于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与响应式搜索行为的研究

随着商业环境动态性持续加剧和不确定性逐步增强，制造业企业如何在激烈的创新竞争中保持优势位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管理问题。现有研究广泛探讨了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各种因素，但仍需进一步关注企业在面临创新困境中采取战略响应行为的多样性及其背后蕴含的深层逻辑。本文从企业行为理论视角，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样本，探讨了制造业企业在面临创新困境（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下的响应式搜索行为。研究发现，创新绩效期望落差显著促进企业的两类响应式搜索行为，即跨地区和跨行业搜索行为。在引入工具变量、控制样本自选择、双重差分估计以及更换回归方法等一系列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路径分析显示，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主要通过激发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和强化高管创新关注程度进而影响制造业企业的两类响应式搜索行为。异质性分析表明，上述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财务绩效低于期望水平和分属高科技产业时更为明显。拓展分析显示，创新绩效期望落差会驱动制造业企业更倾向在技术水平先进的行业和商业环境成熟的地区进行搜寻。本文将创新管理目标、组织绩效反馈与企业响应式搜索行为有机结合起来，拓展和深化了制造业企业在创新困境下的战略响应行为研究。     

绩效反馈对开发式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165 家企业的数据， 将组织期望纳入到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的前因要素中。 基于绩效反馈理论构建了开发式和探索式前因模型， 运用战略纯度领域的研究方法建立了创新纯度模型， 进一步运用层级回归检验绩效反馈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 实证结果表明， 企业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间的差距显著地影响开发式和探索式创新间的平衡。 当实际绩效低于其历史期望水平时， 两者差距的扩大会使得企业提升探索式创新强度而降低开发式创新强度； 当实际绩效高于社会期望水平时， 两者差距的扩大会使得企业开展相反的创新模式。 由此可见， 不论实际绩效与期望绩效间的差异如何， 企业都具有开展创新行为的机会， 而较大的差距将对创新行为选择产生更强烈的影响。     

期望差距与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

在逆全球化和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针对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行为的离散现象,本文以期望差距为切入点,构建了期望差距与母国市场卷入的理论框架,认为期望差距导致了中国外向型制造企业差异化的母国市场卷入行为。基于以上逻辑,本文通过对2009～2022年中国外向型制造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期望落差与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呈U型关系;在制度距离比较大、母国市场潜力更高或政治关联程度更强的企业中,期望落差对外向型制造企业母国市场卷入的影响都将增强。异质性检验发现：期望落差与企业母国市场卷入之间的关系在母国行业垄断程度较低、企业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更显著。本文的发现丰富了企业逆向国际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政府正在实施的双循环战略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我国企业创新模式的选择——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

本文将企业创新模式分为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通过风险偏好与创新模式选择的研究,探讨了公司治理结构与创新模式选择的关系。得到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风险小,见效快的利用式创新模式;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探索式创新模式选择显著负相关,这与发达国家的情形正好相反;高管持股的股权激励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企业进行探索式创新,但需要一个持股临界值。这些结果反映出非国有控股和高管持股的企业更有动机进行探索式创新,政府政策应为其搭建出必要的制度基础。     

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平台与产品的双重视角

本文通过对366家新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以探索创新生态系统模式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创企业嵌入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和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对其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且规模不同的新创企业选择不同的创新生态系统模式会对其创新绩效产生差异化影响，揭示了资源阈值与新创企业创新之间的联系；验证了“创新生态系统-动态能力-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并指出动态能力所扮演的中介角色；企业年龄对基于平台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间起倒U型调节作用，对基于产品的创新生态系统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后的组织身份管理模式研究

“逆向跨国并购”(即并购发达国家企业)已成为中国企业获取海外战略性资产、提升全球竞争力的重要“跳板”。然而,与传统跨国并购相比,逆向跨国并购呈现“以弱并强”甚至“蛇吞象”的独特特征,导致并购双方存在显著的身份落差。身份落差使得并购后的“组织身份管理”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不恰当的身份管理模式会对并购整合产生负面影响。基于此,本文综合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与大样本统计方法,探究中国企业逆向跨国并购后的组织身份管理模式。研究发现,组织身份落差的方向和强度是决定并购后组织身份管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高强度身份逆差与“单一隔离型”模式匹配,低强度身份逆差与“双元联邦型”模式匹配,身份顺差与“统一吸收型”模式匹配;不同身份管理模式在话语建构、业务运营、权力关系、象征行为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大样本统计研究表明,身份落差与身份管理模式的匹配关系具有较高普适性,但也受核心业务相关性、业务分割等因素影响。本文不仅揭示身份落差与身份管理模式之间的匹配关系,构建逆向跨国并购后的组织身份管理理论,也对中国企业在逆向跨国并购后有效管理双方组织身份、提升并购整合绩效具有启示意义。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基遇”。本文把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选择开发新技术，即拓展企业的创新边界。基于匹配整合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网络基础设施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看，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信息可得性；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技术信息可得性。并且，网络基础设施有利于技术溢出突破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范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互联网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以及处在技术变化较慢行业和企业分布密度较低的城市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利用新基建和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高管团队稳定性对企业双元创新投资的影响：文献综述

近年来,高管团队稳定性对公司创新投资的作用机制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根据双元创新理论,可把创新分为激进、突破式的探索式创新和渐进、稳妥式的利用式创新。但是,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回报具有不确定性,而且受到非常严格的融资约束。因此,上市公司的内部资源对于创新活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在进行创新投资时,管理层是最主要的参与者。其稳定性对企业的组织效率、策略执行产生重要作用,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资源配置。基于此,文章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和整理,总结和归纳了高管团队稳定性、企业双元创新投资,并展望了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创新要素流动视角下企业技术并购的创新绩效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A股2009~2019年间的技术并购数据,实证检验技术并购中资金要素流出即现金支付和技术要素流入,即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静态创新要素企业自由现金流和技术存量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技术并购中现金支付对企业当年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对企业当年和次年的创新产出均具有负向影响;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投入无影响,对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自由现金流对现金支付的挤出效应具有缓解作用,技术存量能进一步促进目标企业创新能力对企业创新产出的正向影响。     

学习导向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以利用式创新为中介

学习导向是影响组织绩效的重要因素， 本文通过以 395 份有效问卷， 探讨了学习导向3个维度对组织绩效的影响， 并进一步探讨了利用式创新的中介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学习承诺、 共享愿景和开放心智均对组织绩效具有正向影响， 同时利用式创新在学习承诺与组织绩效之间、 开放心智与组织绩效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 利用式创新在共享愿景与组织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     

外部知识源异质性对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作为全球制造业中心， 中国正处于由 “中国制造” 向 “中国智造” 的转型关口。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通过获取外部知识， 提高自身的工艺和产品创新水平。 然而， 鲜有研究讨论不同知识源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工艺创新绩效和产品创新绩效的影响异同。 因此，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所提供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调查数据， 基于 Pavitt 产业部门分类法， 运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 分别考察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绩效与供应商、 用户、 同行、 大学及科研机构这4 种外部知识源之间的关系。 研究发现， 由于制造业企业上游供应商企业创新能力低下， 仅用户、 同行、 大学及科研机构这3 种知识源对企业工艺和产品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 其中， 规模集约部门企业利用同行的技术知识， 以及时刻关注竞争对手的创新动态， 对企业工艺创新有着正向促进作用； 专业供应商部门企业通过与用户密切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转化， 促进企业产品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对企业动态创新决策提出极大挑战。本文利用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企业创新投入调整的影响以及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抑制了企业创新投入调整幅度；(2)高管风险感知反向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3)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创新投入调整幅度的抑制效应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国有企业中相对较小。高管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则在强财务压力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充分。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的研究视阈，深化了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动背景下企业创新投入调整行为的理解。     

财政支出、 居民消费与区域创新——基于省级面板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政策的实施， 如何促进区域创新已成为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选取 2007～2018 年全国31 个省 （市） 为研究对象， 将各地区的财政支出、 居民消费与区域创新纳入统一框架下， 对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 结果发现： 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正向促进作用； 居民消费有利于促进地区区域创新； 中介效应显示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居民消费促进区域创新。 在进一步分析中， 我们发现创新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 较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从城乡居民消费分组来看， 较于农村居民消费， 城镇居民消费对区域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     

基于产业集群升级的创新网络核心节点能力传递研究

在集群创新网络中,核心节点企业的创新能力较其他企业更强,研究核心节点企业创新能力传递对于集群升级至关重要。本文提出创新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创新能力传递强度概念,并构建其概念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创新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创新能力传递强度对集群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创新能力传递速度和创新能力传递深度对集群升级促进作用显著;集群其他节点企业创新吸收能力调节了创新网络核心节点企业创新能力传递强度与集群升级的关系,并指出了研究结论的实践意义。     

关系嵌入、知识整合能力与惯例更新——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激发创新成为企业的重要目标，而组织惯例更新则是其中的重要先导因素。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例，探讨关系嵌入对惯例更新的影响，讨论知识整合能力的中介作用及创新型企业文化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关系嵌入的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正向影响惯例更新；知识整合能力在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与惯例更新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型企业文化在信任、信息共享与知识整合能力之间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进行有效的创新管理和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政府补助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本文选取沪深Ａ 股上市公司 2012～2016 年的面板数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研究企业动态发展进程对政府创新激励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 政府补助显著激励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 但激励效果在不同企业生命周期下存在一定差异； 政府补助对成长期的企业创新投入的激励作用比成熟期、衰退期的企业更显著； 政府补助对成熟期企业的创新产出的激励效果比成长期、衰退期的企业更明显。企业的生命周期影响了政府创新激励政策的作用效果， 政府在继续推进激励政策落实的同时， 也需要企业结合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合理利用政府资源进行创新。     

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研究——基于有中介的调节变量模型

本文构建了以知识溢出为中介变量、以行政性退出壁垒为调节变量的产业集聚度与集聚效应关系模型，运用EVIEWS60拟合回归方程实现对模型中各参数的估计。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产业集聚度正向影响集聚效应；集聚度对知识溢出的影响不显著；行政性退出壁垒调节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关系，即行政性退出壁垒越强，集聚度与集聚效应的正向关系越弱。为此，提出了适当控制集聚度、制定相关政策进一步促进和扩大集聚企业的知识溢出、降低或消除行政性退出壁垒、探索推进竞争类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等政策建议。     

风险投资、 融资约束与新能源企业创新——基于异质性双边随机前沿模型

本文构建了融资约束背景下风险投资对新能源企业创新的内在影响机制， 并以中国获得 了风险投资的全部新能源上市企业为样本， 采用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定量估算融资约束、 风险投资对 企业创新的双边效应。 研究发现： （1） 整体而言， 风险投资能够对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起到激励作用， 但风险投资由于受到融资约束的阻碍无法真正提升新能源企业的创新产出， 因其正面作用无法抵消新能源 企业的融资约束对专利成果的抑制作用， 企业总体表现为创新产出不足； （2） 风险投资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具有异质性， 国有企业、 小规模企业获得的风险投资所发挥的创新激励作用更强；有１／４国有企业的风险投资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创新产出的负向影响， 获得了高于最优水平的创新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