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从理论上阐释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效应,并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而产业结构高级化会对二者的关系产生反向调节作用;区域异质性检验表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作用大于东部地区。未来可以通过完善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培育农村数字人才、发展农村数字金融等方式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同时也要注重农村产业结构升级,以更好实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缩作用。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中介效应法分析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已经被社会广泛关注,交通基础设施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09-2018年山东省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以城市化水平为中介变量,研究了山东交通基础设施及其他变量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与机理.研究表明:一是从山东省整体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可通过促进城市化水平提升,进一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二是对不同地区而言,鲁中、鲁西南、胶东半岛等地交通基础设施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用效果显著,而鲁西北地区则作用效果相反;三是只有鲁西南、鲁中地区中介效应显著,其他地区无法证明"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化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此中介效应;四是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根据不同区域而作用机理与效果不同.     

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3—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快速逼近“U”型拐点，其他地区离拐点仍有一定距离且逼近速度缓慢。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规律。     

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数字鸿沟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发现:新型城镇化可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新型城镇化对高分位、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大。中介效应检验表明,新型城镇化可通过缓解一级数字鸿沟及二级数字鸿沟,间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门槛效应检验证实,新型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新型城镇化的单重门槛效应以及数字鸿沟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完善农村数字新基建布局、制定差异化发展策略的建议,以期为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

使用1995—2012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构建0-1空间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以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表征交通基础设施,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省际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Moran指数逐渐减小但仍十分显著;一个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密度增大会对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显著影响,即交通基础设施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铁路密度的增大对临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公路密度的增大会扩大邻近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不显著。指出:继续加大铁路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优化公路投资结构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体系，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数字经济以数据要素为核心要素，发挥协调效应和改造效应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基于2013—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指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驱动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的有效性和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多元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主要通过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两方面发挥作用。因此，需要通过推进数字经济与生产要素结合，带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乡村一、二、三产业的数字化融合；另外，应通过乡村数字新基建形成乡村产业发展新模式，助力产业多元化发展。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作为中国政府当前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重点投资方向，其将如何影响地区收入分配格局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4—2020年中国285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并进一步考察城市区位、互联网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程度的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有助于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第二，“宽带中国”战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第三，在东部、互联网发展水平高、交通基础设施发达地区，“宽带中国”战略实施对地区经济差距的缩小作用更明显。本研究有助于厘清中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并为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西部城乡收入差距的适度标准值研究

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为门槛变量,借助新古典的Solow增长模型构造实证检验模型,尝试运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方法来分析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数量关系.研究发现: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城乡收入比低于3.59时,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效应;当然,该值并非越低越好,其局部最优规模由次级门槛值决定;当城乡收入比高于3.59时,该值的增加将不利于经济增长,且这种负面作用十分显著.西部地区自2002年以来的城乡收入差距均超过了这一标准值,已经对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缩小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刻不容缓.     

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两部门一般均衡模型中引入乡村公路建设，从理论上说明了乡村公路建设、农业劳动生产率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本文利用我国2002—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乡村公路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内部机制。研究发现，乡村三级、四级公路建设显著缩小了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乡村二级公路建设对附近地区产生了空间溢出效应，即促进了周边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机制分析发现，乡村公路建设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此外，乡村公路建设对不同地区影响具有异质性，其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但在西部地区却产生了虹吸效应，从而扩大了当地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基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

<正>本文从城市化和经济增长的双重视角出发,选取2011-2020年全国31个省份（除港澳台）的面板数据,在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文献基础上,提出了研究假设,利用固定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进行实证检验,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经济增长、城镇化两大途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通过研究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和加速城市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间接影响。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吗——基于“中心—外围”视角

数字经济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对于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文基于中心-外围视角,实证分析了2003—2019年中国250个地级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心一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缩小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但对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信息基础设施更为发达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缩小效应更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提升市场潜能、增强城市经济联系和促进创新创业三个途径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中心城市规模越大,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减小效应也就越大。数字经济发展还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此外,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发挥辐射作用的范围为250公里,距离中心城市越近,数字经济发展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提升效应越明显,越能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异。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体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05—2018年285个地级以及上城市的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宽带中国"战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值,即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可靠。第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缩小了中西部城市、南方城市、大中城市和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对其他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没有显著影响。第三,网络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互联网用户规模效应和数字普惠金融效应传导机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要继续贯彻"宽带中国"战略的实施,发挥示范城市的带头作用,通过增加互联网用户规模、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共同富裕目标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考验和结构性变革

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新时代进一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仍存在定位、发展和分配的三大关键考验，其中定位考验以三农边界的动态界定为主，发展考验包括处理好农业与其他产业、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城乡建设与生态保护等关系，分配考验在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实现机会公平。为应对三大关键考验，我国人口、要素、能源、产业和分配将发生新的结构性变革。具体来看，要以产业结构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以人口结构和要素结构实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开展，以产业结构、要素结构、人口结构三者协同发力深入阐释三农概念的动态定位，以能源结构推动城乡建设与绿色低碳的同步进行，以分配结构变革缩小城乡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区域差异研究

基于1978—2008年我国时间序列数据和省级面板数据,文章利用ADF检验、Johanson协整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检验对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检验后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文章在分地区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的地域差异时发现金融发展规模仅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同城乡收入显著的正向关系;金融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公平,但这一作用随着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降低而降低。     

进出口贸易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4-20,—4年间我国各省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进出口贸易发展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进出口贸易量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对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具有不同的方向性.具体表现为,对东部较发达地区,进出口贸易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中部及西部较不发达地区,对外贸易则较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两种不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就业质量偏向效应拉大了收入差距以及就业数量扩大效应缩小了收入差距.根据结论,我国政府应当意识到对外贸易的城乡收入分配效应具有两面性,应当就此调整结构、趋利避害,实现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产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原因之一是结构性错配。产业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变化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构建理论分析模型,阐述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和产业集聚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为门槛变量,比较分析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在产业集聚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且存在地区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但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产业集聚度提高而递减,产业集聚度为中度集聚时,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存在适度区间,当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介于0. 131和0. 206之间时,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新时期改进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要关注产业集聚的影响,还要深层次地关注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异质性。     

共同富裕特征视域下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特征表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这对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实现城乡和区域资源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数字普惠金融的迅猛发展正好为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融合发展难题开辟了新路径、注入新动能。本文从数字普惠金融角度入手，从理论机制和实证检验两个层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以及如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面板回归和门槛检验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对城乡融合发展程度提高具有较强影响；当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从全国层面来看，随着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由弱变强，其对城乡融合发展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门槛特征，且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异质性。     

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收入分配的理论分析

我国推动共同富裕恰好与迈入数字经济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在均衡共享等内涵上相契合,故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必然依托于数字经济形态。本文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辨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首先,从市场机制、要素分配制度、新分配关系三个方面梳理数字经济的收入分配一般分析框架,提出数字经济要坚持市场化运行规则,并要处理好数据要素的分配以及新业态、新模式下的新分配关系;其次,从初次、再次、三次分配视角详细分析了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分配问题,并发现数字经济总体上改善了收入分配关系,使不同群体、地区和城乡的分配更加均衡;最后,从长期视角提出了数字红利被少数平台垄断、公平分配机制尚未形成、创新越来越形式化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问题并据此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双向波动的背景下,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即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分配效应不容忽视.现有研究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大多强调其线性影响,且存在重大分歧.鉴于此,文章基于开放经济的视角,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层面来揭示汇率变动作用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微观机理.理论分析表明,汇率变动会通过城乡可贸易品的比重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为刻画上述影响,文章进一步采用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赖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度,且呈现非对称性和区域异质性特征,即人民币汇率升值有利于缩小中低收入水平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会扩大高收入水平且高贸易开放度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而对中高收入水平且低贸易开放度地区的影响则不明显.因此,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因地而异地看待汇率变动的分配效应并因地制宜采取措施加以应对,将是中国政府未来应该正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