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实证考察

基于2009～2019年中国海关和财务数据库匹配的701家上市公司数据,文章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框架分析了市场竞争、企业创新与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会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汇率变动会通过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这两种中介机制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前者的中介程度为1.457%,后者的中介程度为49.181%,而中间品进口渠道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在汇率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发挥链式中介作用;非国企、制造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创新的中介程度较为显著。鉴于此,增强汇率弹性、充分发挥市场竞争、提高企业创新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推动作用。     

金融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系统性抑或结构性影响

本文着重考察了金融冲击如何影响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构建理论模型证实了金融冲击对生产率的影响并不一定遵循熊彼特“创造性的毁灭”,金融市场的不完全使金融冲击扭曲了行业的要素配置,进而降低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且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的行业,其TFP受金融冲击的影响越深刻;而后运用我国1999-2009年上市企业的数据,衡量了信贷成本的增加对生产率变化的影响,其结论是,金融冲击对行业生产率变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进行了细致的稳健性检验,均验证了上面的结论。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与行业内逆向技术溢出

文章将BVD(Zephyr)统计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与37个工业行业合并,利用我国2001~2012年37个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国并购是否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总体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第二,在不同目标国(地区)的跨国并购对行业生产率进步有不同影响。对高收入国家的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对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国并购没有明显促进行业生产率进步;对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传统避税港的跨国并购没有显著促进行业生产率进步,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并购明显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最后,文章以行业人均产值作为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我国企业跨国并购与行业内逆向技术溢出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将BVD(Zephyr)统计的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数据与37个工业行业合并,利用我国2001~2012年37个行业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国并购是否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我国企业跨国并购总体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第二,在不同目标国(地区)的跨国并购对行业生产率进步有不同影响。对高收入国家的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对中低收入国家的跨国并购没有明显促进行业生产率进步;对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传统避税港的跨国并购没有显著促进行业生产率进步,但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并购明显促进了行业生产率进步。最后,文章以行业人均产值作为生产效率的代理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

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不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采用2011年—2020年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现更加明显；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3种作用渠道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今后可从提升区域基础硬件设施水平、普及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培养专业性金融人才等方面入手，进一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及Logit回归和PSM-DID基于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研究政府补贴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甄选效应下，规模大、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下，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抑制作用，而激励退出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及补贴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通过对影响渠道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和管理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人民币汇率、企业出口边际与出口动态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文章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其对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上,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企业主要通过调整出口数量来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其出口的冲击;(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缩短了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     

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文章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匹配的数据集,在计算行业实际有效汇率基础上,从出口收益、进口成本和进口竞争三个渠道考察了汇率变动对制造业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通过出口收益渠道提高了本国产品以外币表示的价格,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人民币升值通过进口成本渠道降低了以本币表示的进口中间品成本价格,对企业绩效有正向影响;通过进口竞争渠道,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产品的价格,给国内产品市场施加了更大的竞争压力,对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同时,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行业集中度、要素密集度及所有制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性。     

环境不确定性、ESG责任履行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ESG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框架，引导和推动企业积极参与长期价值增长的各项实践行动。当企业面对环境不确定性时，是否还能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和长期价值导向，继续履行ESG责任，并且该责任的履行是否能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理论问题。文章基于企业微观环境不确定性下的管理行为选择偏差，运用实证方法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系统分析了ESG责任履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ESG责任履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高低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ESG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成本管控水平和投资水平两种不同的机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在ESG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且对低环境不确定企业的正向调节作用更显著。     

地方公共债务与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本文利用2007—2015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考察地方公共债务扩张对我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地级市的城投债发行额每提高1%，行业内企业的生产率离散程度将提高0.021%，这表明地方公共债务的累积加重了资源误置程度。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变更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资源误置程度与地方公共债务的度量方式，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地方公共债务对行业资源误置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高融资约束行业中更加明显。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地方公共债务的累积使得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从高效率企业移向低效率企业，导致高效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但并没有提高低效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加剧了资源误置。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地方公共债务影响资源错配的微观机制的理解，对于政府提升债务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具有重要启示。     

绿色创新能否助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组织合法性视角

随着世界各国对节能减碳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能否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进而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值得关注。文章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市企业跨国并购数据，讨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跨国并购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合法性获取策略，改变了东道国对于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推理，缓解了东道国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担忧，提升了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进而促进跨国并购交易顺利完成。当企业承受的合法性压力不同时，绿色创新作为合法性获取策略的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具体地，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并购方为重污染行业，并购方未通过质量认证或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绿色创新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正向影响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绿色创新与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对合法性理论的理解，而且为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规则和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反垄断与经济发展质量——基于《反垄断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竞争是市场运行的核心,有效发挥市场职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文章借助《反垄断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反垄断法》实施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但是与竞争企业相比,垄断企业增加的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更少。机制检验表明,《反垄断法》促使垄断企业削弱要素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具体表现为垄断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部门员工比例下降、员工薪酬和高学历员工比例下降、并购金额降低。上述影响仅在国有企业中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反垄断法》也会影响垄断企业的产品市场表现和资本市场表现。文章研究表明《反垄断法》不仅能够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更能够打破垄断企业的优势地位、助力经济均衡发展。文章为评价《反垄断法》实施效果补充了宏观层面的经验证据,也有助于认识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的重要角色,为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带来启示。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OFDI行为：内在机制与经验证据

文章基于2007～2017年Wind数据库、BvD-Zephyr数据库和FDI Markets数据库匹配得到的微观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了企业OFDI倾向和能力,在克服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首先,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工业企业尤其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行为的推动作用更明显;相较于绿地投资模式,数字化转型更有助于企业采取跨国并购方式进行对外投资。其次,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减少融资约束水平促使企业OFDI。最后,数字化转型推动的OFDI提高了企业所在供应链下游环节的稳定性,但对供应链上游环节稳定性的影响十分有限。文章旨在为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国际化选择策略提供新证据,并致力于为提高中国供应链稳定性提供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地选择

文章将融资约束、产品质量引入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研究企业融资约束对其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并从产品质量的视角进行机制分析。理论模型推导得出企业生产率与其在低收入国家出口占比呈负相关关系,而融资约束的存在则强化了这种负相关关系。通过理论分析发现,生产率、融资约束对于企业最优产品质量选择的决策会产生相反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对产品质量偏好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机制恰恰可能解释了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文章使用中国微观企业贸易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低收入国家贸易占比成正向关系,此外融资约束与生产率之间存在着调节效应,生产率的提高可以缓解企业由于受到融资约束带来的影响。     

贸易网络地位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文章利用2000～2020年CEPII-BACI数据库中的双边贸易数据和各国GDP数据，构建了220个国家(地区)的贸易网络地位指标并与Zephyr全球并购交易数据库进行匹配，分析中国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败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能够显著促进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中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对并购成功率的促进作用对国有企业、东部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贸易网络地位通过提升中国金融地位、建立合法性以及缩短制度距离促进其对跨国并购成功的影响。文章的贡献在于言明了跨国并购等金融投资活动的开展需要符合产品市场的客观条件，从而实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通过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可以加快中国迈入投资强国行列的步伐。     

企业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企业规模和行业差异视角

通过构建一个考察企业资本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分析模型,并以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为样本,从企业规模和行业要素密集类型两个维度对制造业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进行测算。资本错配造成制造业总体全要素生产率较大的损失,且存在先改善后恶化的趋势。规模越小的企业,资本错配造成的全要素生产损失越大,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损失受企业规模的影响更大。资本错配对要素密集型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技术密集型行业。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自贸区建设对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中国自贸区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利用企业和省份层面的数据，选择多时点双重差分法、三重差分法、PSM-DID法、异质性处理效应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等方法，考察自贸区政策显对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自贸区建设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效应滞后两年后逐年递增。机制分析表明，自贸区设立主要通过融资约束、国有资本占比等途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控制权多元化企业对自贸区建设更加敏感。结合断点回归进一步分析，集中供暖背景下，企业之间的南北差异会影响到自贸区的处理效应。自贸区建设对北方内陆地区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更大。研究对扩大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完善自贸区政策体系有重要意义。     

生产率差异、定价决策与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

文章以企业异质性理论为基础,从出口制造业企业微观定价的角度,借助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基于企业层面研究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汇率不完全传递效应,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层面的汇率传递效应高低。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考察了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影响,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价格水平来研究不同生产效率企业汇率传递效应的异同,探求企业生产效率与汇率波动情况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