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对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利用DEA-GML指数测算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构建Tobit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GTFP的影响效果及机制作用。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提升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存在节能降耗与技术创新效应,通过机制效应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技术效率变化为主。在区域异质性方面,东部地区表现出明显的数字红利释放效果,西部地区还有待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效能,应因地制宜制定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     

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状况,采用2005—2020年30个省级地区数据所构成的动态面板SYS-GMM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高,绿色发展会表现出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能源效率提升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源效率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据此建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资源禀赋的产业结构升级,因地制宜实施产业节能减排政策；发展新型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经济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数字融合三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基于2015—2018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模型研究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并引入技术进步作为两者的中介变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数字产业分指数、数字融合分指数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554、0.314、0.250、0.477,其中技术进步发挥的中介效应为31.32%。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高的边际贡献率,该优势集中体现在东部地区具有更加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分维度来看,在区域异质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中,数字基础设施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大,数字融合分指数的影响系数最小,表明东部地区与非东部地区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数字接入鸿沟”。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应重视数字底层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产业,缩小区域间“数字经济鸿沟”,完善政府数字治理与服务体系。     

数字普惠金融、绿色技术创新与乡村振兴

选取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乡村振兴中的传导机制和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我国乡村振兴方面起到明显的促进效果,并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省份乡村振兴的发展起到正向作用,同时也会对周围地区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乡村振兴水平的重要传导路径。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文章围绕城乡收入差距、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升级,选取中国31个省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P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扩大作用,而产业结构升级则会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相互作用,且有良性互动关系,即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收入差距则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贸易开放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长三角地区4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5—2020年长三角地区4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借助Malmquist指数对长三角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进行测算,并分析对外贸易对其所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在不断提升,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所推动。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长三角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产业结构是贸易开放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为此,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应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型。     

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以西藏七地市为例

城乡融合发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本要求，文章基于2011-2020年西藏七地市的面板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产业结构与城乡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西藏七地市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总体上平稳上升，但内部差异较大；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产业结构调整在这一过程中则表现为遮掩效应。鉴于此，提出政府在借助数字普惠金融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需注重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效果和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     

黄河流域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利用黄河流域7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度并分析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近年来,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提升,呈现狭长片状分布状态,效率值分布区域性差异明显,周边地区效率值较高。分流域来看,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从影响因素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提升作用。对外开放、产业结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了抑制作用,技术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没有显著影响作用。从各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性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对中上游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作用并不显著,对下游地区有明显的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对中下游地区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上游地区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对外开放对中游地区有抑制作用,对上游和下游地区没有明显影响作用。产业结构对中上游地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下游地区有提升作用。技术水平对上游、中游、下游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金融发展对中游地区有提升作用。通过分析各影响因素对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对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数字经济对河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人力资本视角

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数字经济的丰富内涵，通过熵值法对河北省各地级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算，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带动作用，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河北省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转型速度，且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间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利用2011—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回归模型探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结构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对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影响机制

基于中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区域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论依然成立；数字金融通过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升级降低了碳排放强度；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地区之间应保持紧密的合作，不断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数字金融。     

绿色金融与财政的协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政府+市场”的有机协调是促进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文章基于协同理论构建面板模型,利用2007—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协同发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在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单独作用尚未能发挥政策效应的情况下,绿色金融与绿色财政的协同发展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协同效应显著,而中西部地区协同效应尚未显现;这种协同效应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加显著。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驱动社会生产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高效利用,推动供需平衡,促进各行业数字化改造,加速产业变革,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助推器。选取2011—2021年31个省份(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发现数字经济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促进作用,中介效应表明人力资本间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中的影响不可忽视。     

数字普惠金融及创新能力对上市银行绩效影响研究

基于A股41家上市银行2011—2020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STATA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银行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银行绩效有显著负向影响,且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对绩效也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但是,数字普惠金融助推银行创新能力的发展,且银行创新能力在两者关系中起部分中介效应.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非国有银行创新能力起到的中介效应作用高于国有银行.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