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减缓效应:理论与实证

空间上密集的经济活动比空间上分散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更为深刻与复杂,在环境规制日益严厉的背景下,研究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规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本文在经典的"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包含环境规制、污染排放、跨境污染和部门间生产负外部性因素在内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利用广义矩模型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门槛效应,利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检测SO_2估计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具有边际污染排放递减规律,由此导致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抑制效应,与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联动效应;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减缓效应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因此,提出政策建议为:加快提升产业集聚发展水平,实行差别化的产业集聚发展战略,构建更为严厉的环境规制体系。     

产业互动下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治理效应

产业布局不平衡是制约地区环境治理、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高技术产业、中低技术产业和政府的三部门经济,从产业互动视角探讨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在环境"先污染后治理"中的具体作用,并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杜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从本地效应来看,当集聚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时,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显著提升环境质量,并释放中低技术产业集聚的节能减排效应;从邻地效应来看,高技术产业集聚能有效降低周边地区污染排放,但会由于"挤出效应"增加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进一步考察高技术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发现,严格的环境规制和高劳动力成本能改善中低技术产业集聚的本地环境污染效应,但会通过促进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增加周边地区污染排放,而产业间技术溢出效应能有效抑制中低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地区的环境污染.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加快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愿景、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道路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

经济集聚是指经济活动在某一地理区域内相对集中的现象.绿色经济效率是在现有全要素生产率分析框架下,将能源消耗纳入投入变量并考虑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出的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在现有经济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基础上,重点研究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与经济增长脱钩后经济集聚对低污染、高能效的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完善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的影响研究.文章构建了在经济集聚的不同阶段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产品产业结构效应和政策环境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2004-2017年中国29个省级行政区(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空间计量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和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呈现出"先降低-后升高"的"U"型曲线关系,并通过工具变量对内生性问题做了进一步处理,体现了模型良好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

本文使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在超效率DEA框架下构建能够评价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标,并进一步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了解决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由于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以及1933年是否通铁路作为经济集聚度的工具变量,主要发现有:经济集聚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主要表现出集聚效应),当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出拥堵效应)。分行业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与整体集聚度的影响类似。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先促进后抑制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以及环境规制起作用的。在加入东部地区虚拟变量、中部地区虚拟变量或东部地区虚拟变量和经济集聚度的交叉项,采用ivTobit或Fractional Response模型,以及剔除四个直辖市的数据对模型系数重新进行估计后,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证明了结果的稳健性。因此,现阶段中国经济要继续增加集聚程度,但在发展过程中也要考虑到当地经济和基础设施的承载力,防止集聚度过大带来的负向效应。     

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2年我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层面探讨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产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科技投入、环境规制等条件下,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关系,并且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以中低集聚度为主,处于倒"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之间。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赢。     

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金融集聚是金融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带来影响。选取2004—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金融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上金融集聚与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在省区间多表现为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空间关联形式;金融集聚对绿色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的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均呈倒“U”型曲线关系;金融集聚对周围区域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空间衰减边界,当距离阈值在100～800千米时表现为“涓滴效应”,并在400千米时作用最强,在800～1 500千米则表现为“虹吸效应”,当距离阈值超过1 500千米时,空间溢出效应不再显著。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

利用长三角地区2006—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指数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熵权法测算环境污染程度。构建扩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倒"U"型效应,上海、江苏以及2006—2010年的浙江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改善环境污染;安徽以及2010—2018年的浙江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加剧环境污染。另外,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对环境具有负外部性;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水平的交叉项以及技术水平对环境具有正外部性。     

中国省域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资源型产业集聚环境外部性效应研究——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碳排放指标表征环境质量,从产业集聚环境效应角度探讨资源型产业集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机理,构建包括规模负效应、多样化及专业化正效应的计量模型并对新疆区域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最佳集聚规模阈值区间为0.14~1.19。研究期内资源型产业集聚程度处于正外部性效应阶段,产业集聚自净效应(0.965)大于集聚污染效应(0.899),但非常逼近临界点。开采业集聚发展态势明显,集聚程度大幅超过最佳阈值区间。而初级加工业集聚规模处于第二阶段,环境正外部性效应显著。资源型产业细分行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出现了倒“N”型、正“N”型和正“U”型三种形状的曲线关系。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研究——基于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和综合评价理论,建立了上海综合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科学评价模型,发现与发达国家和一般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上海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0世纪末为分界点,之前环境综合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文章还运用Grossman影响环境因素的机理分析模型,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21世纪后上海环境污染加剧进行了分析,发现2000年后上海在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产业结构有重工业化的趋势,这加剧了工业废气的排放从而导致了整体环境污染的恶化.技术进步效应的实证分析再次证实了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改变具有正负效应两重性.最后为避免上海环境污染恶化,结合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对环境作用的正负效应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基于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13年中国21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工业集聚程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环境污染排放具有循环累计因果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但长期内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波动的解释力将超越产业集聚。     

污染排放度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分析

构建了面板门槛模型,利用中国2000—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污染排放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门槛效应出发,就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一个门槛效应,即当污染排放度大于高门槛值时,其对经济发展产生负影响。经济发展初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环境污染的成本;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将放缓,而此时污染排放度对经济发展效应为负。第二,政府干预程度大于0.206时,会使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为负。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特别是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政府一定程度的干预是有效的,但过度的政府干预却造成污染排放度对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大的负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不仅对本市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而且对相邻城市环境污染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且长期影响大于短期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在短期和长期均显著降低本市的环境污染,对相邻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则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均显著加剧了本市或相邻城市的环境污染；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显著抑制了本市和相邻城市的环境污染；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业多样化集聚和专业化集聚对本市和相邻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仅有长期效应而无短期影响；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集聚对本市和相邻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均不显著。     

产业集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机制与效应差异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但城乡收入差距却逐渐扩大,原因之一是结构性错配。产业集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变化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构建理论分析模型,阐述产业集聚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广义矩估计方法,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和产业集聚虚拟变量,实证检验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并以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为门槛变量,比较分析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在产业集聚收入分配效应中的异质性作用。结果表明:产业集聚有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且存在地区性差异和阶段性特征;但收入分配效应随着产业集聚度提高而递减,产业集聚度为中度集聚时,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政府参与经济程度存在适度区间,当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介于0. 131和0. 206之间时,产业集聚的收入分配效应最为显著。新时期改进收入分配结构,不仅要关注产业集聚的影响,还要深层次地关注政府参与经济程度不同所带来的异质性。     

楼宇经济集聚发展的理论研究

本文通过分别引入楼宇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基本概念,论述了楼宇经济集聚发展的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和带来的规模效应,最后建议通过政府的科学引导和规划布局,优化集群结构和平衡群内企业的利益,引导楼宇经济发展呈现集聚正效应,避免出现负效应,从而增强该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跨省迁移、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

本文研究了集聚经济视角中的跨省迁移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基本观点是:人口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会促进迁入地人均收入增长,由此扩大迁入地和迁出地的收入差距。对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跨省迁移数据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假说。受迁移约束影响,中国人口空间集聚度偏低。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人口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可能持续,跨省迁移在短期内还将是扩大地区差距的因素。     

楼宇经济集聚发展的理论研究

本文通过分别引入楼宇经济和集聚经济的基本概念，论述了楼宇经济集聚发展的理论基础、形成过程和带来的规模效应，最后建议通过政府的科学引导和规划布局，优化集群结构和平衡群内企业的利益，引导楼宇经济发展呈现集聚正效应，避免出现负效应，从而增强该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来自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再生资源产业具有"双重"环境外部性特点,且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集聚发展业态,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备受关注。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5个省份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分析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U型"关系,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我国东、中、西部再生资源产业处于不同产业集聚发展阶段,产生差异性环境污染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差异化配套政策、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回收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再生资源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技术创新产出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交互作用下的环境污染影响——基于动态视角的中国经验证据

区别于单极支撑作用的节能减排与生态改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双轮驱动"能够更好地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避免路径锁定。论文在梳理技术创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污染间的链式机制基础之上,利用中国2003—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三者间的关系进行实证验判。实证结果表明:(1)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只有当集聚度跨越1.021 5的阈值,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污染排放的抑制效应才会逐渐显现;(2)技术创新产出能显著减少工业污染排放,是工业企业节能减耗、绿色发展的关键手段;(3)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产出的交互作用能长期抑制环境污染;(4)细分行业视角下,环保服务业、物流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交互作用的污染抑制效应最为明显。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的实证分析

基于ACT贸易环境效应模型,运用2000-2012年31省级面板数据,尝试将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环境效应从农业环境总效应中分离出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资本丰裕度、人均收入、贸易开放度对农业环境均有显著影响;我国存在贸易的要素禀赋、污染天堂双重动机,贸易结构效应有利于降低化肥和农膜浓度,而增加农药浓度;贸易引致的规模正效应不足以被其引致的技术负效应抵消;贸易通过规模、结构、技术作用于环境的净效应,对于化肥、农膜依据其引致的经济和技术增长率而定,而对于农药为正;假设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未转变,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下我国农业污染将进一步加剧。得出促进农业经济转型、农业环境成本内部化、避免盲目追求贸易经济效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