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长三角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环境污染效应

利用长三角地区2006—2018年的城市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指数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熵权法测算环境污染程度。构建扩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倒"U"型效应,上海、江苏以及2006—2010年的浙江都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改善环境污染;安徽以及2010—2018年的浙江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即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加剧环境污染。另外,长三角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结构对环境具有负外部性;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技术水平的交叉项以及技术水平对环境具有正外部性。     

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

再生资源产业具有“双重”环境外部性特点,且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集聚发展业态,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备受关注。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5个省份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分析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U型”关系,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我国东、中、西部再生资源产业处于不同产业集聚发展阶段,产生差异性环境污染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差异化配套政策、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回收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再生资源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

我国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并对城市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在此过程中产业集聚发挥重要作用。不同规模的城市,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入口规模在3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相对其他规模等级的城市更适合中国的低碳城市化进程。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反弹效应”和“节能效应”,我国应该积极利用产业集聚的“节能效应”实现低碳的城市规模扩张,引导和促进产业在较大的城市集聚。     

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来自我国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再生资源产业具有"双重"环境外部性特点,且在我国已经基本形成集聚发展业态,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备受关注。以产业集聚的环境外部性为切入点,利用我国25个省份再生资源产业面板数据,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实证分析我国总体以及东、中、西部3个区域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再生资源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总体呈现"非标准倒U型"关系,再生资源产业集聚化发展总体上加剧环境污染;我国东、中、西部再生资源产业处于不同产业集聚发展阶段,产生差异性环境污染效应。在此基础上,从差异化配套政策、环境规制、市场环境和回收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再生资源产业生态化集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集聚、技术进步与碳排放强度——基于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长三角2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研究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技术进步能否作为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中介变量,稳健性检验保证结果可靠性。结果表明:(1)长三角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2)长三角城市群的技术水平能在地区之间相互溢出,经济集聚可以促进技术进步。(3)经济集聚不仅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直接影响,又能通过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发挥间接的抑制效应,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     

制造业集聚、大气污染与节能减排

制造业集聚作为最具活力的空间组织形式,在有关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中一直被忽视。本文通过中国30个制造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制造业集聚与大气污染之间呈N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制造业处于中级集聚阶段,大气污染总量随集聚度提高而增加,但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制造业大气污染的缓解主要来自环境规制、FDI等外部因素,内在节能减排动力不足。因此,政府应在大力推进制造业向高集聚阶段发展的同时,引导产业通过自身的环保节能需求来实现节能减排。     

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5~2012年我国制造业省级面板数据,从产业层面探讨我国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产业规模、外商直接投资、能源消耗、科技投入、环境规制等条件下,制造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N"型关系,并且目前我国制造业集聚水平以中低集聚度为主,处于倒"N"型曲线的两个转折点之间。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以降低环境污染水平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双赢。     

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以FujitaThisse理论模型为基础对城市群内产业集聚进行了理论分析,理论推导结果显示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山东半岛城市群制造业行业2003—2011年面板数据,通过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城市群内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表现为"门槛效应"——产业集聚初期推动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集聚引起的负外部性会抑制经济增长。针对上述结果,本文给出了理论分析和结论启示。     

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系统耦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海洋产业的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本文试图探寻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构造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的耦合元素指标,并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的耦合协调状态。研究表明,环渤海经济圈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正趋于转好,耦合发展类型由环境资源主导、海洋产业滞后型过渡到二者协调发展同步型,体现了两大系统的区域协同效应。     

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影响

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入手,将中国制造业的28个细分行业分为4类——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在控制了研发费用投入、外商直接投资、制度因素和行业规模等后,采用非线性门限模型考察了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的产业集聚对本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对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非单调递增(递减),该影响在不同行业、不同集聚区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即随着产业集聚度的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对技术创新产生先正后负的影响。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切忌走入盲目集聚或降低集聚度的误区,应针对不同行业的要素特征和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的集聚政策。     

环境规制对碳效率的多重路径及门槛模型研究

从结构升级及效率提升两大维度刻画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的关系及作用机制，研究环境规制是如何提升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基于2006—2019年中国279个城市层面数据，采用非参数百分位自抽法，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交互调节模型验证影响路径，并利用门槛模型探讨不同路径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促进城市碳排放效率提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2)环境规制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效率升级提高碳排放效率，产业结构合理化及产业集聚“遮掩”了环境规制的激励作用；(3)环境规制对提升碳排放效率存在多种门槛效应和调节机制。发挥环境规制对碳排放效率结构和效率的双重激励时，需注意不同路径的维度问题，以提高准度，把握力度。     

粤港澳大湾区SO2平均浓度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关联特征

厘清区域产业集聚与空气污染的关系与机制,是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矛盾的前提与基础。利用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探讨产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空间自相关关系,再通过构建空间面板STIRPAT模型,对这种空间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2011—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SO2平均浓度存在正的空间关联关系,制造业集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度同SO2平均浓度存在负的空间关联性,但是关联性不显著。单一产业、两种产业协同集聚与SO2平均浓度的关联性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可能加剧空气污染,制造业集聚、产业协同集聚度则可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污染,但这种关系不显著;单一产业及协同产业集聚对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动态关系研究

基于2004-2016年285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动态面板及面板门槛模型,从整体趋势、时间效应及非线性结构3个方面分析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差异与城市生态效率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高端生产性服务的专业化及多样化集聚会在短期抑制生态效率提升,但长期促进作用显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改进效果相比单一产业集聚更为显著;不同产业集聚模式对生态效率的作用存在门槛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倒U型关系,且存在集聚最优值;城市规模对产业集聚与城市生态效率的关系呈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城市生态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加大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建设投入力度,关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根据城市基础条件制定相应的产业转移战略,且不可集聚过度,注重发挥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建设的正向促进作用。     

中国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与门槛效应研究

基于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对城镇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相应的政策讨论。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和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主要表现为高—高集聚类型,西部地区主要表现为低—低集聚类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本地效应;城镇化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发生在城镇化水平达到86.16%处;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门槛特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逐渐减弱,随着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比值的增加,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正向影响先增强后减弱。基于此,提出建立区域环境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制定差异化的产业结构调整策略、加强环保技术的研发与推广、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等政策建议。     

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分析

产业集聚作为重要的产业组织形式,其影响因素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重点,但鲜有学者直接研究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2000-2012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利用门槛回归方法,从人均收入和人力资本两个角度,检验了低碳约束对产业集聚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中、低收入阶段,低碳约束抑制产业集聚,而在高收入阶段,低碳约束则显著促进地区产业集聚;人力资本门槛的检验结果表明,在高人力资本阶段,低碳约束能够显著带动地区产业集聚,在中低人力资本阶段则相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影响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二者关系还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基于1995—2016年我国内地多个省市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构建交互项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就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与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的交互项系数为负，与对外开的放交互项系数为正，对产业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门限效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减弱，证明了威廉姆森假说在我国高技术产业中的存在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提升，高技术产业集聚对产业效率的正向影响会增强，否定了开放性假说。     

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以创新能力为中介变量,剖析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构建门槛效应模型,收集2005—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市区产业协同集聚、创新能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数据,准确测度产业协同集聚及其通过创新能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运用Arcgis软件对产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可视化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产业协同集聚呈现不均衡特征,在空间上,除西部协同集聚区（四川、重庆、贵州、陕西）外,呈现东高西低、沿海高内陆低的特征,马太效应显著;在时间上,呈现四足鼎立的演化趋势。依据自身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性水平,各省可采取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维持型、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加强型、协同集聚度加强型、经济高质量加强型的差异化策略。产业协同集聚对创新能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双门槛效应,影响效应边际递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