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

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揭示了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使用互联网的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概率会提高7.9%，且该效应在东部地区、南方地区，对于男性、中青年劳动力、中高技能劳动力群体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渠道和人力资本渠道是互联网使用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受雇型就业，互联网使用对自雇型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大。使用互联网不仅具有工资溢价效应，而且提高了工作稳定性和社会保障水平，因此显著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质量。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互联网使用与家庭农地流转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并考察信息效应、非农就业效应和技术效应在其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农地转出的概率并显著降低了农地转入的概率,且对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地转入的负向影响,使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潜在内生性问题并从农地有偿流转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后,得到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异质性分析表明,具有高收入水平和低农地禀赋的家庭使用互联网对其农地转出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主要通过信息效应和非农就业效应两种途径影响农地流转。据此,提出加强农地流转互联网平台建设,制定差别化政策推进农地流转和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等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的代际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的成人调查数据,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决定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年限、性别、是否为家庭农业主要负责人等变量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概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其参与非农就业的概率只与反映人力资本水平的受教育年限变量显著相关。非农就业经验对第一代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工资性收入存在负影响,对于新生代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对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且工资性收入存在性别上的差异。     

中国农户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湖北农户跟踪调查的研究

面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现象,本文在现有中国农村劳动者个体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现阶段农户家庭劳动力流动决策行为的特征。以湖北农户跟踪调查为例,笔者具体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行业维度和空间维度上分析现阶段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决策行为的主要特点,然后分析农户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研究发现：第一,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的一个基本行为取向是家庭整体理性经济决策。第二,当前农户家庭对农业和非农收入差异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劳动就业行为选择。第三,农村家庭抚养负担将会影响劳动力就业决策行为。合理地减轻家庭人口负担是持续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推进城市化的重要途径。第四,不同地域农村家庭劳动力的流动就业倾向各不相同,政府部门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合理的就业引导政策加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自组织化。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影响农村三种非农就业途径的主要因素研究--对天津市农村社会的实证分析

文章探讨了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区位条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近城地区以大量企业及相对发达的各种要素市场为第一优势,吸纳了更多劳动力进入本地企业就业。教育总体上是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倾向的最重要因素。但其在近城地区的影响却位居第二。在远城地区教育对增大农村非农就业倾向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这种倾向就越显著。各种文化水平的影响都普遍促进了劳动者到外地企业就业,但对进入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促进却并不普遍,其中初中教育对农民在本地企业就业的作用更显著些;高中教育提高农民从事非农家庭经营的倾向最为明显。耕地数量抑制农户劳动力外出务工,但对其在本地企业就业和家庭非农经营的影响也不显著。乡镇企业的发展增大了农民进入本地企业的就业倾向,劳动者供养的非劳动人口数量对农民非农就业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农户拥有的非农业和农业生产性资产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不大。因此,加快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强边远农村地区的中等教育,特别是职业技能教育;大力发展乡企和私企;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农村劳动供求信息系统等,是促进农村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重要途径。     

互联网普及促进了农村经济转型吗?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评价互联网普及的经济转型效应对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互联网普及的制度背景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利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集中的农村家庭数据和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数据,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经验分析了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互联网普及能够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具体表现为提高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户非农参与以及增加农户非农收入.采用工具变量两阶段估计、替换解释变量、替换被解释变量和使用其他微观数据集进行稳健性检验,均显示上述结论稳健可靠.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高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家庭、高硬化路面占比、存在非农业经济的村庄以及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城市,互联网普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促进效应更强.此外,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普及主要通过增强信息能力、拓展社会资本和降低风险厌恶程度三种渠道来促进农村经济转型.     

高速公路变迁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

笔者使用农村村级和农户层面微观调查面板数据,分析了样本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变迁及其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的影响。统计性描述分析表明样本村离最近高速公路的距离显著变小,同期,我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也有显著增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有低龄化趋势;农村青壮年、男性劳动力非农就业参与率较高;教育和专业技术培训能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机会。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农村高速公路通达性的改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有显著促进作用。     

农地流转中的非农就业因素分析——基于化州市播扬镇的实证检验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是农地流转的重要前提。基于广东省茂名市辖县级市化州市播扬镇440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家庭中非农就业人数的增加将促进农地流转,非农就业收入增长对农地流转有积极效应,非农就业稳定性程度对农地流转有明显影响,非农就业地点影响农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认为,从促进农地流转的视角,在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转移就业的同时,还必须提高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收入水平;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背景下,要提升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稳定性,以激励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     

基于需求视角的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影响因素分析——以城镇单位行业间就业为依托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一直被认为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对于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实现非农就业,劳动力市场需求方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行业发展规模、技术进步类型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将对行业间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不同影响.因此,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计划、偏向性的产业发展政策、选择性的技术进步类型和瞄准性的政策扶持方案,将有利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外部冲击对贫困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分析——以金融危机中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的就业为例

笔者使用3省6县24乡镇共计720户农户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劳动力非农就业情况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贫困农村地区仅有一半左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工作是在非农行业就业,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偏低.教育程度低、未接受专业技术培训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受到危机的负面冲击要大干教育程度高和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研究发现,贫困农村地区劳动力不仅非农就业参与率低,而且在危机期间非农就业受到的负面冲击也显著地比非贫困农村地区大.这对政府今后扶贫和在危机环境下如何瞄准脆弱人群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中国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非农就业的性别差异更是一个值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关注的课题。本文运用微观数据，用Probit模型来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性别差异、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对不同性别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不同影响。     

社会资本及其本地化程度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中国西部沿边地区的实证分析

考察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资本及其结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以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我们认为,作为就业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之一,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西部边疆农村地区可用社会资本的限制、家庭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与非农之间合理配置的需求及社会资本本地化的程度抑制了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此外,社会资本结构中存在相反作用的两种力量使其对非农就业的影响不确定。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总量GDP、非农GDP及第三产业GDP的增长均显著促进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是,区域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表明,这种促进作用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主要表现为,总量GDP和非农GDP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弹性系数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第二产业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未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第三产业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力量,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促进能力更强。因此,要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必须提升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非农就业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了吗？——基于人力资本投资视角

目前，中国城乡教育投资和教育结果尚存在较大差距，非农就业作为农村居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对其家庭教育和投资行为有着深刻影响。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于知识积累、技术内生的人力资本投资假设，构建了城乡劳动力流动与教育投资的二元结构模型，从教育投资角度剖析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教育投资增长，并进一步缩小了城乡教育投资差距；非农就业对农村教育投资的促进效应和对城乡教育投资差距的弥合效应，主要来自于短期非农就业，长期非农就业的农村家庭会产生对子女教育的忽视效应而削弱非农就业的教育投资效应；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的教育投资效应与非农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即伴随非农收入的增加，或将吸引农村劳动力较早地外出打工，由此可能产生一定的“中等教育陷阱”问题。研究为非农就业与教育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为完善非农就业政策和促进城乡社会统筹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启发。     

中国农村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收入差距的比较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劳动力转移主要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类型——本地非农就业和外出就业,外出就业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但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内部收入差距却高于外出就业劳动力。两种类型转移劳动力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省份、性别、人力资本、就业单位或工作类型等;在外出就业劳动力与本地非农就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中,禀赋回报率的差异部分解释了57.9%,而禀赋差异部分解释了42.1%。     

新型城市化背景下农村青年劳动力就业意愿研究——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论文以江苏常熟市农村青年劳动力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分析其就业途径与就业意愿。研究发现,新型城市化发展战略拓宽了农村青年劳动力就业途径,受教育程度、性别、家庭抚养系数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就业途径选择的主要因素。受教育程度低、家庭抚养系数高的男性更倾向于选择在农村务农,供养家庭是这些农村青年劳动力的首要任务,个人价值及梦想的实现往往让步于现实生活;拥有一定资本和劳动技能、家庭抚养系教较低的农村青年劳动力就业时更多地考虑个人喜好及发晨潜力,路了非农就业,选择从事新型农业的人数也在增多。     

典型农业县域转出劳动力对耕地处置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

在宏观分析劳动力转移及耕地流转影响因素与影响机理的基础上,以湖南省典型农业县域新化县为研究区域,抽样调查520户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以家庭成员耕种为参照组,建立起各耕地处置方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定量分析影响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年龄、文化程度、非农就业技能、非农就业地点、非农就业收入、非农就业稳定性、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等是目前新化县转出劳动力耕地处置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2基于因农往返成本、非农就业稳定性和非农就业社会保障状况等方面的综合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外出劳动力会理性选择转包、出租、入股这三种市场化水平较高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3年龄越大、非农就业地点越近、非农就业收入较低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代耕这种进退自由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4年轻、非农就业技能越强、非农就业社会保障愈完善的转出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转让这种更为彻底的方式来处置家庭承包的耕地;5政府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耕地流转的合理引导,形成有效的耕地转出、转入需求和通畅的流转渠道,可极大程度提高耕地流转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