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

本文基于产权界定与产权实施的概念梳理认为40年来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从最初农民对农地产权的争权与国家的还权,到后来稳定承包关系与农地确权,其核心主线主要是围绕产权界定来展开的,其基本的制度目标是试图通过赋予农民以承包土地的排他权并强化其稳定预期,来促进农地流转与农业规模经营。但是,产权强化并未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文章强调,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不能仅仅局限于农地产权界定层面的制度安排,更要探索产权实施层面的经营方式转型。降低农地产权的实施成本,依赖于交易制度的创新及其组织选择。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40年——变迁分析及其启示

改革四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为主的制度框架下,不断变革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产权制度历经农地集体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到新时代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历史变迁。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农地产权制度与制度环境不断耦合的过程,它以不断提升农地产权明晰程度且农民获得越来越充分的土地权利为导向、在制度边际上沿着既定路径持续进行着农地产权制度创新,并实现了农民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未来农地产权制度应当按照"落实土地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要求,适时顺应制度环境的变化在制度边际上进行调适,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并赋予农民更多更充分的土地权利,努力达成农民和政府之间的一致同意。     

农民认知视角下的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基于拓扑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建立农地制度拓扑模型,从农民认知视角对我国农地制度变迁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农民认知对农地制度变迁具有重要影响.农村改革以来,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善、自身素质的提高,农民对农地制度的认知状态明显好转,推动了我国农地制度逐步变迁.变迁的方向是制度边界不断减小.为了加快农地制度的有效变迁、提高农地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应该采取措施提高农民的认知水平,包括明晰农地产权的内涵、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可行能力.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目前的农地制度基本稳定在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上。这种土地制度对于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护农民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农业与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农地制度也暴露出它的一些缺陷与不足,需要采取对策,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通过回顾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过程,分析了农地制度改革的演变情况、改革的绩效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了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农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演变、动因及效果：一个文献综述视角

土地制度问题是治国安邦之本,关系国家长期稳定和人民福祉。土地制度改革方向一直存在争议,特别是国家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及补偿问题。已有研究关注土地制度演变纵向的、历史视角的全面分析较少。本文以全面的、历史的视角系统梳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前世今生",根据土地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将土地制度分为旧时候皇权统治下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新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体土地所有制。前者,农民遭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压迫,长期处于温饱和贫困的双陷阱;后者,人民当家作主,享有对土地剩余的索取权,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土地产权的演变贯穿于土地制度变迁之中,衍生出不同的土地经营制度形式。政权更迭是土地制度变迁的原始动力,农产品需求压力是农地经营形式变革的基本原因,农村土地征用行为衍生于土地产权的原始来源性质。国家和农民的"双需"决定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主体地位,过分追求公平和效率会使两者均不可得。人地矛盾依然存在,土地产权制度建设需要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支撑,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土地制度创新仍在路上。     

农地“三权分置”下乡村振兴实现的理论、困境与路径

农地“三权分置”作为新发展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重大创新,应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要求构建新型农地“三权分置”制度。农地“三权分置”助推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在于,通过强化集体土地所有权管理功能统摄下稳定农户承包权的保障功能和放活土地经营权的财产功能,最终通过农地“三重复合功能”发挥作用,从而最大限度地从边际上提升农业发展效率,通过农业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当前农地“三权分置”政策执行中存在所有权实践地位强化排斥小农的困境、承包权主体地位弱化与固化的困境以及经营权大规模流转偏向导致的效率困境,背离了政策制定者预设的目标,不利于推进乡村振兴。为此,本文基于对上海松江的实践考察,提出以成员权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承包权自愿有偿退出与转让机制以及立足传统农民本位的农地经营权制度来健全农地“三权分置”的实现路径,培育固守农业农村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突破,最大限度地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通过农业农村现代化助推乡村振兴。     

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与发展趋势分析

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此条件的制约下采取何种农地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建国以来,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迁,在此三次变迁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制约相互融合,共同决定着农业资源的配置与效率。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对农地制度出现新的需求。本文在对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农地制度的变迁趋势进行了探索性研究。     

基于VAR模型的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以山东枣庄为例

[目的]农地流转制度发展至今近40年,其制度绩效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但是目前国内学界对农地制度变迁绩效的研究多集中于农地产权制度变迁,鲜有针对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绩效的分析。[方法]文章根据农民的非农就业与农地流转的相关性,采用农民的非农收入与家庭收入占比数据作为农地流转制度变迁的制度指标,并对该指标与农业产值之间的关系进行VAR检验。[结果]据脉冲响应分析,在农地流转制度产生初期就会对农业产值产生正向冲击,其影响路径呈现出先是逐渐上升而后缓慢下降的一个倒"U"形的发展态势;随后采用方差分解的方式发现农地流转制度对农业产值的影响作用滞后于农地流转制度发生的时间,但是正向作用持续的时间较长。[结论]该研究认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应该进一步完善农地流转制度环境,坚持农地流转制度的推进。     

农业生产效率视角下农村土地流转优化路径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二次土地革命",有序的农地流转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利于实现以规模化、组织化、市场化、高效化为主要特征的农业现代化。研究阐述了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积极作用;揭示了农地用途变更扭曲农地流转目标,市场机制问题即金融体系问题对当前农地流转效率提升的制约;给出规范农地流转用途以提升农业效率,优化支持农业土地流转的市场机制和变革筹融资机制等支持农地流转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对策。     

制度分析层面的农地流转研究综述

农地流转是我国继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又一自发性土地制度变迁。但相关制度的滞后性等缺陷阻碍了流转的顺利进展。制度是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有效制度能够产生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无效制度阻碍经济增长。从制度视角对近年来学者们关于农地流转障碍、制度创新和农民与农地流转创新进行综述,以期对促进我国农地流转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制度整合与路径构建——基于广东省阳山县的调研

在坚持农村土地"三权分置"的基本前提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必然选择。广东省阳山县利用农村土地制度的改制红利,遵循"土地整治整合——‘新四化’——新型农业经营方式"的线索初步建立起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其经验可概括为:在制度层面,立足于县级发展规划整合不同层级政府的农业政策与制度,重视制度的延续性、整体性与靶向性;在作用路径方面,利用土地整治整合推进土地确权,建立健全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扶持家庭农场、经济合作社、农机合作社等经营主体,培育农业经营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的现实条件;在农业经营方式方面,探索出家庭农场、股份合作制经营、"农民变工人"、"委托集体代管"等模式。     

“三权分置”下农地流转权利体系化实现——以“内在体系调适”与“外在体系重构”为进路

"三权分置"制度以权能分离与权利创设为制度路径,应当通过体系化思维进行检视与优化。"三权分置"视域下农地流转权利的体系化实现可从"内在体系调适"与"外在体系重构"两个层面展开。就内在体系而言,"农民利益保护"价值体现不足,过分倚重"优化农业经营"价值,可藉由"农民利益保护"与"农业经营优化"的价值构造调适得以实现。就外在体系而言,则需要基于改革目标实现与制度创新定位的考虑将农地流转权利体系重构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     

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已有试验及努力方向

本文在界定制度目标及其评价基准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典型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表明,农地的流转集中及其租赁经营,大多是对家庭经营主体的复制与替代,土地转出农户并未成为农业经营体系中的积极参与主体。文章认为,在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背景下,创新农业经营方式的关键就在于盘活农地经营权。因此,农地产权的细分、农业分工的深化与家庭经营空间的扩展,将是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基本方向。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产权细分、分工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线的制度内核,有可能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文章进一步通过一个目标模式的设计来解读未来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可能趋向。     

论我国现行农地制度中公平与效率的博弈

公平与效率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一直面临的两难抉择.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过程与其说是尝试不同的制度安排过程,不如说是公平与效率的博弈过程.现行农地制度中农地分配、农地调整、农地流转、农地征用等方面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本质上都是公平与效率的博弈.我国农地制度进一步变迁的方向是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     

关于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几个问题

<正>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以下简称农地股份合作社),以农村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方式,运用股份合作的机制,组建农民合作社的形式,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既是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大胆探索,又是对农业经营方式的有益创新,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现就几个基本问题谈一点浅见。一、农地股份合作社的主要形式。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和资金入股设立农地股份合作社,分享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效益。农地股份合作社,按照不同的经营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内股外租型。即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农地股份合作社,将承包地集中连片流转     

城乡区域均衡演化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于一个制度供求转变的理论模型

城乡区域均衡的实质是农村与城市两大区域市场的一般均衡,它除了在空间层面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之外,还是一个交易费用内部化与区域分工机制的型构过程。城乡二元结构与收入差距变化是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进程而发生改变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制度供求非均衡状态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之后最终实现制度供求均衡的动态过程。户籍制度、农地产权和公共福利体系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因子。因此,通过在"户籍—地权—福利"三个维度上的变革,最终以最小的交易费用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向市民的转变。     

略论现代农业的经营形式问题

现代农业的经营形式问题实质上是指围绕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制度安排;就狭义而言,是指一些得到国际经验证明的,适应中国国情的农业生产经营手段、形式、模式和途径,主要包括农地适度规模化、农业产业化、农民组织化、农商融合化和农民知识化.为此,应积极尝试推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改革,在龙头企业与农户间建立更紧密的利益联接机制,确立"合作社 企业 农户"的农民组织化的未来发展模式,鼓励工商业资本和企业进入农业产业链,构建农民知识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启示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启示朱有志向国成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梯级上，纵观西周以来３０００余年的历史行程，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农地制度历经了三次大的变迁：一是终结于战国时期的井田制（即国王——领主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的变迁；二是终结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的土...     

农民“带地”城镇化:争议及其应对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顺利推动农民城镇化必须厘清农民和农地的关系。学界对农民是否"带地"城镇化存在争议,指出"带地"城镇化不利于农民享有均等的农地承包权、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本文认为这两方面的风险可以通过政策设计加以避免。具体而言,在确保农民均等的地权方面,应坚持农地集体所有,严控农户农地承包权规模,放宽农地经营权规模,同时,确认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农业兼业化不妨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地租亦不影响农业规模化的实现,关键是制定规范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划定地租的最高界限,同时,应加大国家支农力度和农业科技创新力度,使各种惠农政策真正服务于农业经营者,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推进农村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的法制构造研究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是对农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初次分离的续造,目的就是要破除初次分离下"农地农民用"和"均田承包"的制度局限,为非农身份主体携带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提供渠道,满足当前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民生存与发展多层次需求,变"农地农民用"为"农地全民用"、"均田承包"为"规模经营",进一步解放"人"和"地"。承包权与经营权再分离后,在宏观层面,需妥当处理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功能定位,避免"经营权一权独大、符号化所有权、虚化承包权",遏制工商资本兼并农地和改变农地用途的冲动;在微观层面,要合理厘定再分离后承包权与经营权的权能与性质,平衡两权分离后归属不同主体时的利益冲突,同时对传统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进行重造。为此,法律和政策必须要给予全方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