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的困境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半市民化"问题是典型的中国特色问题,其演变历程伴随着城乡二元制度的发展而曲折多变。由于制度缺陷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资金困难、素质障碍、资本存量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陷入权利、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等多重资本贫乏的困境。只有用新的理念,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采取多予、少取、放活和扩容的措施,强化政府外部"赋能"与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增能",才能最终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角色的转型,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素质与市民化制度创新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是社会经济建设的特殊劳动群体,他们年轻易接受新鲜事物,追求时尚和多样化的生活,他们在城市务工,幢憬着城市的生活,但在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素养、社会歧视性政策等阻碍着市民化的步伐.从社会劳动力供需出发,健全职业素质培训机制,消除城乡二元体制,营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覆盖面,拓展利益诉求渠道,将有效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基于新疆和全国农民工的比较

文章以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基于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六个维度构建了农民工市民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以此评价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研究发现:整体上看,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处于"半市民化"阶段,尚未完全实现市民化;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略高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水平,主要是其居住环境、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合水平较高,但其就业和收入方面处于劣势,并低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第一代和新生代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水平相差不大,这一点与新疆农民工和全国农民工的趋势有所差异;与第一代相比,新疆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在就业和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本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的阶段与水平,为更好地"补短板"和"促提升"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研究

法治建设是城市治理的重要内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求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有利于促进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新生代农民市民化融合过程中,如何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形成推动市民化融合的有效法治路径,对我国城镇化的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建设必要性出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法治意识与市民化融合法治进程存在的问题,探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融合的法治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本文通过开展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实证调查,比较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辈农民工的权利意识、社会认同、主观体验等心态差异。基于新生代农民工对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和诉求,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诸如制度、经济、社会及自身素质和心理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市民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分析——基于沈阳市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目前,新生代正成为农民工群体中社会各界越来越关注的特殊部分,他们带着憧憬和梦想走进城市,在市民化进程中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潜移默化的受到了城市市民的影响.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和特征,对于有针对性的提出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途径和对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生存和发展状况的调查,分析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难题及其原因,探讨如何破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社会、经济、制度及自身身心素质等深层次障碍,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对策建议。     

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测度及空间分异研究——来自江西省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否能够成功实现市民化,不但取决于其市民化意愿,还取决于其市民化能力,两者缺一不可。中国农民工在市民化方面表现出强市民化意愿与弱市民化能力的强烈反差,科学构建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测量评价,对明晰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现状,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及城市融合等3个方面构建了由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20个三级指标组成的农民工市民化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江西省1 056位农民工的实地调研数据,使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中小城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及其空间分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总体偏低,不同维度的市民化能力发展不均衡,城市就业能力最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次之,城市融入能力最差,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月工资收入、交往对象、住房类型、土地流转数量和土地征用数量等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偏低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水平大多处于中等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分布差异,除九江、南昌、赣州和吉安等4个地级市达到平均水平外,其他7个地级市都在平均水平之下;大多数地区不同维度市民化能力都趋于一致,发展较为均衡。最后,分别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土地制度和空间分异的视角提出相关对策,认为要全面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市民化能力水平,实现地区均衡,就必须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改革城市就业制度,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能力;通过提升社会资本,降低城市融入成本,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能力;改革农村土地制度,盘活农村土地资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土地退出补偿能力。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研究

作为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社会资本在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私人关系型社会资本障碍和组织型社会资本障碍,要化解这些障碍,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城乡二元障碍;必须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公共参与,构建新型私人社会关系,融入城市社区。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市民化研究

身处现代消费社会的新生代农民工,其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等呈现市民化倾向。本文从个体内在需求、群体特征及制度制约来探讨原因,从提倡适度消费、新生代农民工多参加教育和培训、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来寻求对策。     

探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学历、工作经验、能力和收入等个人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民化进程,并且社会制度和民族文化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产生了较大阻力。优化新生代农民工个人条件和完善社会制度对促进其市民化具有重要意义。论述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供参考。     

“离乡不离土”背景下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基于农民工市民化角度的分析

"十三五"时期,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是改善人地关系、释放农村发展新活力的重要举措。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文章测算了中国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进而实证研究了农民工市民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结果显示:2008年,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水平较低,尚未达到"半"市民化阶段,其中,社会层面和心理层面的市民化拉低了农民工的整体市民化水平。不同地区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存在差异。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同时这种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代际差异,其中,东、中部地区农民工市民化显著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部地区的影响最大,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小且不显著,相较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对农村土地流转的作用更大。     

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了禀赋代际差异的两代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消费方式,其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其最终归宿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体制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成渝地区的现实分析

随着成渝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有序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目前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着三大体制困境:牢固的户籍制度、难以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排斥性的社区管理制度。破局成渝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体制困境需要从开创体制新格局、完善政策法律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构建农民工社区服务管理平台等多方面入手,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打造有力的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内生土壤。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一个基于“三环节”的理论探讨

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是农民工市民化必须经过三个环节,相应地,农民工在三个不同市民化环节都必须具备相应的市民化能力。本文在现有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分为土地退出补偿能力、城市就业能力和城市融入能力,并对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最后,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个层面提出了新生农民工市民化能力提升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透视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难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不仅是职业的转化、身份的转变,还是其价值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既受到各种政策、制度的制约,也受到自身在大众文化环境下自主选择的局限,表现出冲突性和复杂性.     

基于ERG需要理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路径分析

依据ERG需要理论,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分为生存需要、相互关系需要和发展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其发展需要的体现,是新生代农民工迫切需要满足的需求。在县域城镇范围内,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现实的路径选择,应放开县域城镇户籍制度、在县域实行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政策和就业培训制度。     

成本收益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化刍议

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其中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群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比重正在不断上升。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能否顺利实现向市民化转变,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城镇化的进程。本文主要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从成本收益视角分析了其长期城市生活能力,并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面临的工资、消费、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相对剥夺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

本文强调了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在推动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采用HLM模型指出了群体间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受在塑造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反馈结构。研究表明,群体间相对经济剥夺感与农民工教育程度和流入地城市特征相关,农民工群体内分层因相对剥夺感受差异而使其市民化意愿强度呈现层次性;农民工市民化意愿随相对剥夺感增强而强烈,但边际意愿倾向递减,市民化净收益预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根本原因;城市居民群体正面的社会评价有助于强化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而群体内的相对经济剥夺感则对其市民化意愿具有激发和催化作用;在制定和实施城镇化政策时应当重视社会心理因素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中经济边缘化及其优化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大量新生代农民工涌入城市,他们为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但经济的边缘化阻碍农民工市民化,使得农民工成为非农民非市民的"双重边缘人",不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所在城市的未来发展与社会稳定。针对农民工的农民身份与市民身份的分析,研究经济边缘化与身份认同的关联性,进而探寻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