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双元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培育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是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或将成为激发企业创新持续性的重要驱动力。研究从双元创新的视角对创新持续性进行维度拓展,引入中介变量知识整合能力和调节变量政府研发补助,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作用于双元创新持续性的理论模型。基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2008-2021年中国A股312家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结果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探索型创新持续性和利用型创新持续性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知识整合能力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双元创新持续性的重要路径;政府研发补助强化了数字化转型对知识整合能力的积极影响。研究拓展了创新持续性的研究维度,补充了创新持续性的数字化前因,为提升企业持续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借鉴。     

数字化转型、高管认知能力与企业投资效率研究

数字化改造已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最重要路径,现有研究加深了社会和企业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但是尚未有学者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文章以2012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不同类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考察了企业专业化发展的中介效应和高管认知能力的调节效应。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影响,现阶段大多数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较低,尚未达到投资效率最大值对应的数字化转型深度,说明“倒U”型的右侧负效应主要来自少数极端值。专业化发展在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之间承担了显著的中介角色,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专业化发展,专业化发展与投资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高管认知能力对数字化转型与投资效率关系存在调节效应,但主要发生在二者正相关阶段,高管认知能力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正影响越强。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仅存在主动实施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被动实施数字化转型无法改善企业投资效率。     

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机制研究

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2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探析政府补助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于企业ESG表现的提升有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补助通过研发创新驱动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分析师披露监督效应三条中介路径来提高企业的ESG表现。其中，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最强，融资约束与分析师披露监督的中介作用次之，为政府引导ESG实践提供了可参考的依据。     

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与企业ESG表现：一个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

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将环境注意力配置与经济增长目标作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企业ESG表现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加强对环境的关注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二者呈现倒U型关系，但经济增长目标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发现：环境注意力配置主要影响企业在环境领域的ESG表现，对社会领域和治理领域ESG表现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国有与大型企业样本中的促进作用更强，且高效率企业将更积极地推动绿色转型；公众对环境的关注呈现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上述研究从企业治理的视角为政府绩效考核转型的微观影响机制提供了证据支持，为稳步推动形成政府、公众与企业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管理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基于战略激进度和金融错配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动态能力和资源配置理论，构建主效应和边界机制的双重固定效应验证模型，实证检验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管理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在进行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受到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正向调节及金融错配的负向调节；企业竞争优势在管理创新与可持续增长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管理创新促进可持续增长作用更显著，管理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异质性效应。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ESG责任表现吗?——基于MSCI指数的经验研究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企业运行效率和感知能力,同时也为企业履行ESG责任创造了基础条件。本文以2016—2021年入选明晟（MSCI）ESG评级的31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特色数据库,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ESG责任表现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改善其ESG责任表现。数字化转型程度每提高1%,促进企业ESG责任表现提高0.096%。其中,数字化战略和数字化技术每提高1%,促使企业ESG责任表现分别提高0.114%和0.080%,数字化战略对企业ESG责任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公司治理责任表现影响最大,对环境责任表现影响最小。第二,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企业创新能力、信息互动和财务绩效三种渠道对ESG责任表现发挥了间接作用。第三,数字化转型提升ESG责任表现存在异质性特征,低碳企业、国有企业、消费型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ESG责任表现对数字化转型更为敏感。本文丰富和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应用研究,为推动上市公司更好地履行ESG责任和落实“双碳”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数字化创新准备、动态能力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创新已成为企业提质增效和培育新动能的重要引擎。文章基于动态能力理论，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创新准备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数字化创新准备正向影响企业数字化创新，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数字化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机械式工作单位结构相比，数字化创新准备在有机式工作单位结构中能够更好地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并且动态能力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正向作用也会得到增强，从而能够强化动态能力在数字化创新准备与企业数字化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环境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制度环境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理，为推进数字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以2006—2018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各地区能源效率,并建立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碳交易政策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碳交易政策对全国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有助于能源效率的提升,但其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不同,碳交易政策对东部地区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对中、西部地区能源效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中介效应的分析发现,中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均发挥正向中介效应,而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存在遮掩效应,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的中介作用不显著.东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能源结构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均不显著.因此,应适当减少东部地区免费初始碳配额,加快中、西部地区碳交易市场建设,提高产业结构调整质量以提升能源效率.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能够为企业提升创新水平同时节约成本费用,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的作用,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选取201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理论与实证角度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的反应速度和灵敏度,从而对企业绩效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得出,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降低成本费用进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创新水平和成本节约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打造先进制造业高地具有重要意义。     

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企业突变创新的作用机制探析

在日益复杂的VUCA时代，不变使企业处于危险境地，变才有可能存在一线生机。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从高管团队层面出发构建企业突变创新过程模型，引入动态能力作为中介变量来解释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对突变创新的具体影响路径，并解析团队正念对这一因果关系链的调节作用机理。选取中国制造业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发现,高管团队行为整合增强了企业动态能力，进而提高了企业突变创新的可能性；团队正念显著调节高管团队行为整合与企业突变创新。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的危机应对具有启示作用。     

知识场活性、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对小微企业双创基地入驻企业的调查数据，构建出以知识场活性为自变量、新创企业创新绩效为因变量的概念模型，并将资源拼凑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结果表明：知识场活跃度和知识场开放度均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资源拼凑具有中介作用；定制化服务对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知识场活性→资源拼凑→新创企业创新绩效”这一逻辑主线的研究，对如何提升新创企业创新绩效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效率研究

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构建适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效率指标体系.选取5个环境变量,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对2017年中国30个地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创新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再分为东北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研究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在剔除了环境变量和随机干扰之后,各地区高新技术企业效率值较之前明显下降;企业数量、科技孵化器支持和政府财政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高学历人员和宏观经济却起着相反的作用;四大区域之间创新效率也有所差异,具体表现为东>中>西>东北.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效率的提升.     

数字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研究

数字创意产业是加快产业转型、促进文化消费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力量。以数字创意产业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为出发点，基于胜任力和动态能力视角，分析创新生态情境下，数字创意人才、数字创意企业与创意氛围等生态因子间的互动与耦合过程。结果表明:数字创意人才胜任力对数字创意企业动态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通过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来显著提升数字创意企业竞争优势；数字创意人才胜任力对数字创意企业竞争优势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创意氛围在数字创意人才胜任力与数字创意企业动态能力之间有显著调节效应，但在数字创意人才胜任力与数字创意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该研究有助于拓展创意人才、动态能力等理论内涵与应用场景，丰富创新生态情境下数字创意企业的生态构建，对提升竞争优势具有一定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绿色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2011—2019年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碳排放权交易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剖析绿色创新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碳排放权交易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绿色创新在碳交易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方面发挥了中介作用。因此应加快全国统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激励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以绿色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数字金融如何赋能中小企业绿色投资？——来自沪深A股中小企业的证据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上市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有效地促进了中小企业绿色投资，融资约束在其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即数字金融通过缓解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了企业绿色投资，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研究还发现，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投资的作用更为明显。最后，从政府和企业管理者两个角度提出相应建议。     

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与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

基于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中国30个省级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状况,采用2005—2020年30个省级地区数据所构成的动态面板SYS-GMM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产业结构升级、能源效率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呈“U”型曲线关系,即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提高,绿色发展会表现出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能源效率提升对绿色发展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能源效率在产业结构升级对绿色发展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据此建议：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资源禀赋的产业结构升级,因地制宜实施产业节能减排政策；发展新型清洁能源,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促进经济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