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重点实验室与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卡脖子”技术对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产业安全和国防安全具有战略意义。为探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以2000—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对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设立国家重点实验室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分析表明，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设立通过吸引人才资源、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企业所有权性质正向调节创新意愿对实验室与企业“卡脖子”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即存在联合调节效应；政策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主管单位为国资委、市场竞争程度较高或企业位于东部地区时，实验室的创新效应较强。文章检验了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设立的政策效果和机制，为实验室的优化设计提供实践启示。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绿色消费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企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0—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和30个省区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估计模型检验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绿色消费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促进其高端化发展；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验证了绿色消费可以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鲍莫尔效应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导企业要素配置，从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提升；绿色消费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因此，加快推动消费绿色化转型升级、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创新引领和资源引导作用，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化发展。     

FDI技术溢出、协同创新及其互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和协同创新及两者互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企业所有制和产业类型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FDI技术溢出和企业间协同创新能显著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且形成积极交互效应，而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技术升级的作用不显著，尚未与FDI技术溢出形成合力；在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FDI技术溢出与企业间协同创新的交互效应更为显著。     

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在企业中的应用分析——以惠泉啤酒为例

“新常态”下增速放缓会影响很多企业对增长的信心，而财务可持续发展战略恰好可以给“创新驱动”提供一个新的维度。以财务可持续增长模型为工具，对惠泉啤酒2001—2014年的增长状况进行具体研究分析，结果发现：惠泉啤酒在14年间基本实现了可持续增长。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与资本增长率是影响惠泉啤酒增长效率的关键驱动因素。但公司在增长管理中仍应通过强化成本管理，提高企业盈利水平；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营运效率；改变债务结构，降低企业财务风险；增强融资能力，支持企业持续发展等对策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增长。     

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涉农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儒家文化视角考察非正式制度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得出，儒家文化会促进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交互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上存在互补关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来文化削弱了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基于不同农业产业链环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多元化战略的促进作用在中游涉农上市公司中更显著；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多元化战略的促进作用在民营涉农上市公司中更显著。     

城市创新行为改善生态效率了吗？——基于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的考察

文章在理论层面探讨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制，并基于城市空间关联与溢出视角，采用我国2007-2016年260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及多维度的城市异质性。进一步地，文章还通过对不同距离阈值上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估计，测算了创新空间溢出的距离边界，检验了创新空间溢出驱动城市绿色发展的最佳地理距离区间，从而为增强区域创新合作以提升区域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量化依据。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创新具有的增长效应、资源与环境效应、结构优化效应是促进城市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途径，且产出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驱动效应强于投入端创新；但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城市异质性，依赖于城市区位、所在城市群、环境政策、资源禀赋、创新能力和市场化水平；城市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空间溢出随距离变化呈衰退趋势，350公里以内为创新活动的密集溢出区；生态效率也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经济越发达且联系越紧密、要素流动越自由、创新对生态效率驱动效应越强的地区，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也越强。因此政府应完善创新激励政策、为创新外溢创造良好条件、注重引导创新的方向，并根据区域及城市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策略。     

新基建发展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机制研究

新基建作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2015—2021年中国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三种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新基建发展对城市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新基建发展能促进产业高级化水平，改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状态，提升产业合理化水平；新基建通过发展物联网和激励城市研发创新两种间接路径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生积极影响；新基建对产业结构水平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行为的调节作用，在地方政府合理的行政管理下，新基建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新基建发展对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和城市规模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和大城市地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     

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

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和构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数字金融对区域绿色创新水平的空间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促进本区域绿色创新，但抑制周边地区发展，并且两者具有空间聚集性；从异质性分析来看，主要是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分指数和中部地区的空间效应较为显著。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等相关建议。     

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及中介效应模型分析2011—2020年数字金融对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路径，并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刺激居民消费是数字金融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数字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地理位置及经济发达异质性。最后，为资源型城市在转型关键期恰当运用数字金融工具推动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以2008—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关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者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异质性检验表明，三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影响力度逐渐增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成长促进效应更显著。     

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以2012—2021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赋能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通过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均能显著促进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现金持有水平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承担了部分中介作用；研发投入在数字金融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效应；数字金融对不同规模和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该研究成果为推动制造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积极发挥数字金融在企业中的助推作用，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基于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绿色创新对审计定价的影响，以期为强化审计监督赋能绿色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研究发现，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提升审计定价水平，且企业可持续经营在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中发挥着中介效应，是企业绿色创新促进审计定价水平提升的重要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缓解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异质性检验发现，企业绿色创新与审计定价的正相关关系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     

技术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2009-2021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风险承担能力为调节变量，考察了技术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但企业创新效率较低；科研人员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贡献大于研发资金投入，属于知识型增长；技术并购有利于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但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效率有消极影响；将风险承担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发现，风险承担能力较高，能够有效增强技术并购规模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降低技术并购规模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但对技术并购次数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得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动态优化与企业融资约束

选取 2011-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渐进 DID 模型,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动态描绘并检验了持续性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优化与融资约束的关系,以及其中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显著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政策效果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不同企业性质间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地区传统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该政策可通过提高金融包容性和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影响企业融资约束。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社会关系的调节作用

为进一步打开知识异质性对企业创新影响的“黑箱”，文章选取知识密集型团队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将知识异质性划分为不同维度，力图从领域异质性、过程异质性和情境异质性阐释数智时代知识不同维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同时，引入社会资本的关系维度，探究其对知识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领域异质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呈现“倒U”型；过程异质性以及情境异质性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负相关；社会关系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知识密集型企业进行知识管理、提高创新绩效提供有益借鉴。     

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内部资源、政府补贴重要吗

文章利用1998-2011年新成立的中国工业企业纵向数据,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出口行为对企业生存的影响效应及内部资源、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出口倾向负向影响企业生存,而出口强度与企业生存之间存在非线性的“S型”关系。管理冗余和创新资源显著调节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效缓冲了出口企业在国外市场面临的生存风险。然而,财务冗余和政府补贴对出口行为与企业生存关系的调节效应并不显著。采用加速失效时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项研究的结论依然成立。     

企业家精神、外部环境与创新效率

以2015-2018年的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采用熵权法和随机前沿模型(SFA),实证检验了企业家精神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同时还考察了外部创新环境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效率,其中企业家的创新意识、管理能力和责任意识较为重要;市场化进程对两者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企业家精神越能发挥积极作用,金融发展水平则无明显调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