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还是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反向影响

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以2000—2013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OECD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OECD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向“广延边际”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双循环格局研究——基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的考察

利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的2012、2015、2017年31省区市42部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MRIO）,分“京津及北部沿海”“东南沿海”“中部”“西部”“东北”5大地区,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为代表,基于对地区产业总产出增加值的完全分解,刻画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双循环发展格局,结果显示：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初步形成了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分工程度较高,参与国际循环程度也较深,国内价值链主要由东南沿海地区主导驱动,通过“大进大出”融入全球价值链,产业链相对独立性尚待提高;数字技术应用业以国内循环为主,地区间循环更为紧密,主要依靠本地增加值流出和出口参与国内和全球价值链。畅通的国际产业链循环促进了数字产品制造业国内循环升级,国内分工水平提升也促进了其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但数字产品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相对下游位置,需要加速构建安全稳定的高水平产业链供应链。     

加快湖北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赶上发达地区。实现共同富裕,是民族地区的既定目标。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重要途径。湖北民族地区由于受历史、区位、体制、民族宗教观念等条件和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经济社会发展滞后,人民生活水平较低,与发达地区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要立足实际。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资源潜力、生态状况等条件,正确地选择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随着改革的深化、社会的发展、制度的创新,相信我们民族地区的经济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关于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战略的初步思考

基于湖北省经济发展现状,湖北省产业集群发展战略可概括为“一四七”战略,即把大力发展中度技术制造业,以效率为竞争优势,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占据制造环节的优势作为湖北省支柱产业的基本定位;具体实施知识创新、大制造与大流通互动、县域经济的工业化跟进四大战略;由此选择和培养“教育和知识创新”等七个战略性产业集群。     

资源禀赋、制度质量与经济增长质量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基于全国30个省份2000年～ 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包括经济结构、科技与创新、民生、资源与环境、对外开放5个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并实证研究资源禀赋和制度质量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差异明显,总体呈现出东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差的格局;资源禀赋对于经济增长质量具有“双刃剑”效用,且制度质量是影响其双面效用的关键因素.即当制度“高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高;当制度“低效”时,资源禀赋的投入则会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阻碍.     

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及新形势下的发展路径北大核心CSSCI

在探讨全球汽车产业格局变迁和中国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基础上,指出:传统汽车强国逐渐被新兴市场国家赶超;虽然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但参与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不够深入,仍处在全球汽车产业价值链中游环节,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汽车产品贸易具有较强替代效应。新形势下,中国汽车产业须加速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中国不仅要持续、稳步推进汽车产业开放,坚定走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之路,还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完善汽车产业发展的内部制度环境。     

中国八大区域供需双循环与双重价值链分工——利用IRIOT—WIOT投入产出表的价值链分析

利用1997年、2002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和相应年度世界投入产出表构建IRIOT—WIOT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八大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偏好指数、增加值需求偏好指数和双重价值链地位指数,展现各区域的国内国际增加值供需双循环状态及国内全球双重价值链分工格局：8个区域增加值供给流向和需求来源的国内地区占比均高于其他地区占比,其中沿海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偏好其他地区,内陆地区的增加值供给则偏好国内地区,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增加值需求偏好没有明显的异质性;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和需求流向均具有明显的“邻近性”特征;内陆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直接或间接）流向沿海地区,增加值需求也更多地来源于沿海地区;沿海各区域的增加值供给更多地流向相邻的沿海区域和中部区域,增加值需求则更多地来源于内陆地区（尤其是中部区域）;内陆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上游,沿海各区域处于国内价值链下游,但8个区域均以下游位置嵌入全球价值链;各区域的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正相关,且国内价值链地位指数均高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1997—2012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国际市场需求,而内陆地区的增量生产供给主要用于满足沿海地区的增量生产需求,国际市场需求成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进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相互促进”表现为：国内价值链循环为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提供资源和产业支撑,沿海地区融入全球价值链循环带动国内价值链循环升级。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是要从“利用国际市场的‘外循环’带动国内经济的‘内循环’”转变为“通过国内经济‘内循环’的提质升级促进国际市场‘外循环’的优化拓展”,以国内有效需求的扩大和需求层次的提升推动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进而以国内供给质量的提高拓展和创造国际市场更高层次的需求,使国内需求层次和供给质量的提升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转化为：以国内价值链循环的升级推动全球价值链循环的拓展,利用全球价值链循环为国内价值链循环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更大更高层次的市场。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中部区域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纽带作用。     

双循环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的双重价值链嵌入——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观察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需要打通产品市场的堵点,也需要服务链条在国内国际的贯通。生产性服务投入是制造业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来源,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动力。基于国内国际嵌入式投入产出表,对2012—2017年中国31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参与度和嵌入位置进行测算,借助Gephi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进一步实证检验国内价值链嵌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程度普遍高于全球价值链,这表明我国省份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参与程度较低,以参与国内市场为主;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较低,位于中下游位置,东中部地区省份的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普遍高于西部地区省份;生产性服务业国内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攀升,其中西部省份提升作用最为明显。     

基于制度变迁的我国商品期货交割演进分析

交割是连接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桥梁和纽带,是促使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趋合的制度保证。我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是在政府偏好主导期货市场的发展、现货市场基础逐渐加强和借鉴西方成熟市场交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制度变迁过程反映了从“零交割观点”到“限制交割观点”再到“无限制交割观点”的转变。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商品期货交割制度的演变是政府推动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未来交割制度创新的路径应当由强制性变迁向诱致性变迁转变。政府应放松对市场微观主体（投资投机者、套利者、套期保值者和经纪商等）合理的自发行动的限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新能力;市场微观主体则需加强与政府监管部门的沟通及互动,以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和阻力。     

数字经济如何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核心机制、模式选择与推进路径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主导战略和主要任务，而数字经济的不断创新演化发展成为驱动企业要素转型与创新发展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具备全新的内在驱动机制，包括数据要素形成全新的生产要素、以数字创新形成全新的生产动能、以新的交易机制实现交易成本节约效应以及以全新的组织学习与知识获取方式形成知识创新机制。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形成研发赋能模式（开放式创新与用户创新）、制造赋能模式（智能制造）、组织管理赋能模式（组织交互数字化重构）、价值链赋能模式（全球价值链升级）等多重模式。但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依然在数据要素市场、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数字人才体系以及数字治理政策体系等层面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未来，深化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逐步构建面向“要素—制度—人才—政策—治理”的五位一体的政策体系，实现数字经济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管理模式构建

本文首先从速度经济时代的现实出发引出企业动态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管理;其次指出了传统价值链管理的局限;再次,阐述了基于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管理理论演进;最后,构建了基于动态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管理模式。     

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到知识优势——日本知识产权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在如今的知识经济时代,决定一个国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是知识竞争力。十七大报告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走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上,知识产权起着制度保证、制度支撑作用。就专利申请状况而言,与全球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相比,中国的排名仍显落后,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并不令人满意。日本作为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先驱之一,其渐进丰富的经验和逐步完善的实施办法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新经济环境下嘉兴制造业竞争优势再造研究

嘉兴传统制造业五大＂竞争要素＂的优势受到挑战,转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难度较大,产业链的定位出现问题,且缺乏高效整合。营造嘉兴制造业竞争优势需要注重科学发展、标本兼治、自主创新,同时实施创新强市战略,发挥龙头企业在产业链整合中的作用,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等支持性产业,以节能减排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低碳经济,还要发挥政府在制造业竞争优势再造中的资源配置作用。     

培育和发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研究

发展绿色食品是食品安全和转变经济增长及消费方式、实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要求,对于调整农业结构、农民增收和增进国际间合作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以比较竞争优势和合作竞争为基础,分析了发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竞争优势要考虑的因素,从政策导向、基地建设、培育大企业集团、与国际接轨等方面,培育和发展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集中优势.     

关于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的文献综述

比较优势理论一直都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和核心,面对新的经济形势,比较优势理论也不断经受着其反对者理论和经验验证上的挑战。回顾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发展过程,从比较优势动态转化的理论研究、影响因素和实证研究等若干方面进行了综述,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实现本国比较优势的动态转化,提升本国产业结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提供政策依据。     

优劣与替代: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

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正确地理解比较优势论和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竞争优势论,这是贸易理论和产业理论所要澄清的理论问题。竞争优势论并不能替代比较优势论,比较优势论仍然在我国经济中起作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不仅现阶段有实际意义,而且可能是我国长期的比较优势产业。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加以排斥,而要通过长期努力,在培育竞争优势的同时实现比较优势的升级。     

浅析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于比较优势动态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我国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之后的一个阶段是我国能否步入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处理不好就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今,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发展环境,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势不容乐观。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必须结合自身特点,利用所具有的比较优势,采取能够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的措施,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技术后发优势与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

企业是进行技术创新的主体。我国已经将企业进行自主创新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以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技术创新体系。我国存在着很大的技术后发优势，但这一优势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内生性技术创新努力的基础之上。技术后发优势充分发挥的外部条件约束，以及国内企业自主创新努力与引进外来先进技术一定程度的脱节，是我们在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技术资源时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区域优势转化与产业集群形成

集群经济的形成是一定区域的历史与现实、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等一系列相互交错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 ,主导因素与驱动力量不同 ,集群的形成路径与发展模式也各异。而这些不同类型集群的形成都与区域优势有关。本文构建一个“区域优势转化与产业集群形成演进互动关系”模型 ,将内生式集群、外生式集群和高科技产业集群的起源与演进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比较优势与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中国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服务贸易进出口结构却不尽合理,这种过分依赖自然禀赋等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将不利于中国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问题,指出高等要素培育是改变当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贸易结构的重要方面,同时认为政府在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优化方面应通过产业政策等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