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协同效应视角

创新基础设施作为科技创新的载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创新基础设施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1)我国地区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并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2)2011—2020年,除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外,创新基础设施存量增加及其协同效应增强能够显著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且提升程度占整体增幅的22.23%,其中,设施协同效应、商业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机构、制造业企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贡献份额分别为11.11%、27.78%、5.56%、-22.22%;(3)从空间效应分解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主要依靠空间溢出(占比93.63%),直接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小(占比6.37%);(4)创新效应、知识溢出效应、结构效应、资源配置效应和环境效应在创新基础设施协同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5)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基础设施及其协同效应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经济发展阶段、地区异质性上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网络基础设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11—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视为衡量网络基础设施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评估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网络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2)网络基础设施通过创新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传导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3)网络基础设施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这一促进作用对设立批次早、东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4)网络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通过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位导向性政策如何影响本地就业——基于中国大学城建设的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存在溢出效应的集聚经济模型，刻画与验证了以中国大学城建设为代表的区位导向性政策对本地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学城建设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就业规模与就业增长率；机制分析显示，大学城在促进与其紧密联系型行业的就业的同时，还会通过“集聚-溢出”效应影响本地其他行业；异质性分析发现，高行政级别城市、4年制普通大学占比高和规模较大的大学城对本地就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本文的发现对于如何通过实施针对性的区位导向性政策提升本地就业承载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为评估中国大学城建设绩效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础设施、空间溢出与制造业成本效应

基于可变成本函数与外部性因素分析框架,本文采用中国各省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空间计量和似无关回归(SUR)实证分析中国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成本效应及其行业溢出。研究发现: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对制造业产生的成本效应大于本地基础设施的成本效应,且东部成本弹性高于中西部;基础设施地区分布不平衡导致其网络效应降低,存在产业竞争地区的基础设施空间溢出和市场稠密溢出导致本地制造业边际成本提高和要素投入减少;此外,基础设施空间溢出的成本效应还取决于制造业的集聚程度。     

高校知识溢出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利用全样本数据探讨了作为创新和知识溢出微观主体的高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通过ArcGIS测算了2007-2015年上市公司所在地周边全部高校数量，并以企业研发投入金额、发明专利衡量企业创新水平，利用Anselin et al（2000）的KPF方程，采用双聚类OLS检验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第一，高校知识溢出对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有效创新产出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知识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地理邻近性特征，而行政边界关联影响较弱；第三，高校知识溢出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提升员工和管理层人力资本，进而影响企业创新绩效。进一步研究表明，空间异质性、高校异质性、企业异质性、中心城市集聚效应、高铁开通等因素导致高校知识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     

ICT与城市创新产出——创新增长、质量分化与空间溢出距离分析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信息通信技术(ICT)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机制和溢出效应。结果发现：(1)以互联网和移动电话为代表的ICT均促进城市创新增长，并且产生显著空间溢出效应。相比于移动电话，互联网对创新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移动电话能够提升城市创新质量，而互联网则会导致平均质量下降；(2)移动电话对创新的溢出边界为1 000km,最优溢出范围为100k～1 000km,而互联网则达到2 000km和1 000～2 000km;(3)互联网造成创新质量下降是因为其在促进城市高质量创新的同时形成大量专利泡沫，且影响程度远大于移动电话对专利泡沫的缓解作用，可见，ICT总体上产生较为明显的创新分化效应；(4)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能够缩短信息搜寻时间，从而为创新模仿提供便利，导致专利泡沫化加剧，另一方面互联网和移动电话隐性知识传递有利于形成创新合作，从而促进高质量创新；(5)ICT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总体上在中西部地区和非省会城市更加明显。研究结论可为打造城市高质量创新模式、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理论依据。     

高铁开通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吗?

高铁作为中国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其高效便捷的运输方式对于提升城市经济关联、促进绿色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在系统阐述高铁开通与城市绿色创新内在关联逻辑的基础上，基于2008—2019年中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本地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城市层面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铁开通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重要动力，不仅会促进本地城市绿色创新，还会影响邻近城市绿色创新。(2)高铁开通不仅提升了城市绿色创新的绝对水平，也提高了其相对水平；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会受到城市规模的调节，城市规模越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作用越明显。(3)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有效作用范围为距离本地城市100～250 km半径内，250 km以外则不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高铁开通作用，促进城市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重要依据。     

创新要素流动与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内地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测度创新要素流动与数据要素流动环境指数，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效率，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创新要素流动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的空间影响，并探究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空间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创新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促进本地绿色创新发展，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起抑制作用。在数据要素流动环境的调节作用下，从本地效应看，人才要素流动通过影响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呈“双轨驱动”特征；资本要素流动仅通过改善绿色技术效率提升城市绿色创新发展水平，呈“单轨驱动”特征。从空间溢出效应看，数据要素流动环境能合理调节人才和资本要素的空间流动，缓解创新要素的空间错配，进而对邻近地区绿色创新发展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城市蔓延真的抑制城市创新空间集聚吗

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基于创新效率、知识溢出、就业匹配3种机制，解析城市蔓延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城市蔓延普遍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产生负向全局处理效应，但经过创新效率、就业匹配以及知识溢出机制的调节后，该负向效应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扭转。当城市蔓延导致城市就业密度、基础设施或工资水平下降时，则可能加剧这种负向效应；相对其它城市，东部地区或规模较大城市的城市蔓延会对创新空间集聚发挥提升效应。     

“同伴”制度压力与企业绿色创新--环境试点政策的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SCI

现有研究多从试点地区的视角探讨环境试点政策,忽视了试点政策(尤其是命令型政策)对“同伴”企业(兄弟城市企业)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本文以2012年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对象,探讨该命令型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显著激发了同伴城市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并且,这种溢出效应要显著大于政策对试点城市的影响;同省份试点城市数量越多,传递给“同伴”的规范性压力就会越大,从而导致更强的溢出效应;该试点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污染行业企业更为显著。     

从“契约环境”到“信用政策”:社会信用文化与创新知识溢出

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正外部性的非正式制度，信用文化对城市创新发展的影响正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本文基于中国各地级市的专利被引用数据，从社会信用文化“软”约束的独特视角出发，重点检验了社会信用文化对创新知识溢出的影响机制。实证发现：社会失信环境阻碍了城市创新知识溢出，不论是个人失信指标还是企业失信指标都验证了这一结论，尤其是在发达的大型城市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社会失信环境下企业融资约束程度的提高显著抑制了城市创新知识溢出的水平，而把人力资本管理与人才信用建设纳入国家发展战略中，进一步缓解创新知识的外溢“壁垒”;与此同时，考察失信名单公开的“冲击”效应和信用城市试点的“示范”效应，应用DID和DDD的检验方法，证实了信用政策能有效缓解失信对城市创新知识外溢产生的阻碍作用。研究结论对于建立健全事前甄别和失信惩戒制度，完善社会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发挥政府诚信示范作用，从而营造优良的创新知识溢出环境具有启示意义。     

空间溢出视角下风险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5—2018年中国31个省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基于风险投资创新理论、区域创新理论以及空间集聚理论,从区域层面实证检验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并结合风险投资活动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检验其对风险投资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区域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风险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具有积极影响,且这种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风险投资不仅会提升所处区域的技术创新,而且还会提升邻近区域的技术创新。该空间溢出效应受到空间集聚特征的调节,即相较于风险投资机构的空间集聚,创业企业的空间集聚更能强化风险投资对区域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政府应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鼓励风险资本向本地区集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通过加强人才激励力度促进地区科研实力的提升。     

产业政策、产品关联与出口产品调整能力

出口产品调整能力的提升是优化出口结构的关键维度，而产业政策是实现能力提升的重要手段。利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量化产品层面产业政策，实证检验产业政策对出口产品调整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调整能力。异质性分析发现，产业政策效果受产品技术类别、政策类型以及产品可调整路径数量的影响。产品间政策溢出效应分析发现，产业政策在出口产品空间中存在直接效应，并通过“产品关联”路径产生显著溢出效应。为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充分利用产业政策在产品间的溢出机制，加强政策关联与协调，进一步借助政策调整来提升出口产品调整能力。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异质性与作用机制

中国经济社会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助力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回归、空间面板模型考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基建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且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融合以及创新基础设施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影响，其中融合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最大；新基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分维度综合指数均存在正向显著影响；新基建对发达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影响；新基建对东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显著为正。机制分析发现，新基建可以通过发挥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等路径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供给空间结构影响区域创新能力了吗

从金融供给侧发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是稳步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利用我国内地2004-2018年275个地级市空间面板数据,基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和地方金融发展视角,实证考察金融供给空间结构与区域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兼具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提升也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还存在普遍意义上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受空间区位、城市规模、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影响,并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具有随地理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特征,在60km以内为溢出效应密集区,而当城市间地理距离跨越200km后,空间溢出效应将不再显著。     

多层级消费城市的空间格局及驱动因素——以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为例

基于消费城市内涵及特征分析,分两步构建消费城市中心度指数：先构造消费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再应用基于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方法对城市消费中心度进行测算。鉴于长三角地区在培育建设消费城市方面具有较好的示范引领作用,以长三角地区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消费增长极是带动区域消费城市发展的关键。上海作为消费增长极,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消费城市发展效果明显。(2)其辐射强度存在空间分异且表现出衰减效应。随着区域内消费城市快速发展,低消费中心度城市更加依靠自身力量内生发展。(3)受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共同影响,长三角消费城市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集聚性,表现为空间正相关。(4)第三产业、城镇化、互联网和金融市场发展均能显著提升城市消费中心度,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在提高本地消费中心度的同时对周边城市产生虹吸效应。(5)消费城市的驱动因素呈现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特点。     

精准扶贫政策的隐性价值评估——基于流动人口的收入溢出效应视角

作为人类一次大规模的准自然实验,中国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其政策效应和历史经验需要深入总结。跳出仅聚焦精准扶贫政策效应“显性价值”的传统视角,从更广阔的视域来审视其可能带来的“隐性价值”,评估其“看不见的效应”。基于对脱贫县非贫困户外出流动人口这一非政策群体可能是外溢对象的观察,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精准扶贫政策对其收入的外溢效应。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对外流人口具有显著的正向收入溢出效应。群体异质性研究发现,这种外溢存在“马太效应”,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溢出效应显著高于低收入群体;流入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获得的外溢效应最小;流出地空间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老家处于村庄或乡镇的人口具有显著的收入溢出效应,而县城及以上区域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外溢效应可以通过同群影响、东西部地区协作、公共服务完善等渠道产生作用。因此,未来乡村振兴过程中应继续优化传承精神扶贫、区域协作、基础设施建设等农村贫困治理方略。     

FDI知识溢出对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针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区域低碳创新网络发展面临的可持续转型增长问题,以及环境规制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直接关联特征,通过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J SBM模型测算低碳创新网络效率,运用核密度函数模型描绘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动态演变规律与区域异质性,从环境规制视角构建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非线性面板回归模型,探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和时序变化以及FDI知识溢出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样本期间区域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整体较为收敛,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人力资本和吸收能力因素与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显著正相关,政策支持和市场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低碳创新网络效率提升;加大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FDI知识溢出、提升低碳创新网络效率;门槛效应的时空异质性明显,不同年份同一地区的分布存在较大差异。     

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领导力影响了知识溢出吗

全球生产网络为知识溢出提供了新渠道。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不同产业集团所处地位具有非对称性，而这种非对称性或者产业领导力是否对知识溢出产生影响缺乏理论分析和验证。鉴于此，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造核心产业领导力衡量指标，探讨核心产业领导力对知识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1)产业领导力对知识溢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表现为具有领导力的核心产业通过价值链参与形式，将创新研发成果输送至非核心产业区；(2)地理距离加权的核心产业领导力对非核心产业区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其作用机制是地理距离通过制度距离弱化核心产业领导力对非核心产业区的知识溢出效应；(3)基于产业非对称条件下的知识溢出效应，不同属性产业以及不同区域间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研究不仅从产业领导力角度对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条件下的知识溢出研究提出了新认识，而且为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关键阶段如何通过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推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包容性发展，作出更多中国贡献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