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随着逆全球化趋势持续加剧,经济全球化的要素收入分配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将中间投入引入议价模型,构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要素收入分配模型,并利用2000—2008年中国制造企业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中国制造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劳动收入份额呈现"U"型关系;(2)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对中国东部地区企业、私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影响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3)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存在"劳动技能渠道"和"加成率渠道",但作用方向不同。为平衡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负面影响,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本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要素价格变动、技术创新效率偏向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诱发创新理论检验了要素价格变动对技术创新效率偏向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要素相对价格变动产生了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在生产要素互补条件下，技术创新效率偏向资本要素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下降；技术创新效率偏向劳动要素时，劳动收入份额趋于提高。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1978-2017年总体技术效率处于劳动增进型演化路径，但1978-2004年期间存在技术创新偏向资本效率阶段，这解释了劳动收入份额转折的现象，同时也验证了要素价格诱发创新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对外直接投资能否提升劳动收入份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下,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是提高还是降低,将直接影响居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实证检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促进企业内劳动收入份额提高约9.24%,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大于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替代效应。同时,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中盛行的明星企业效应,在中国企业中没有明显效果。扩展分析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扩大劳动收入份额的同时,不会加剧企业内部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基于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数据计算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具体描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框架下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演变趋势。结果显示:是否参与CAFTA使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变动趋势整体呈现出显著差别,与东盟存在贸易关系的企业出口DVAR上升趋势比无贸易关系的企业更加明显;从分地区来看,DVAR东高西低,但中西部地区增速相对更快;从分行业来看,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两者密集结合的行业出口DVAR上升较快;一般贸易企业出口DVAR最高,加工贸易企业最低。倍差法实证检验结果显示CAFTA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存在较显著的影响。中国应当更加积极地推动自由贸易区战略以便更好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贸易规则升级版之探析

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简称CAFTA),是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自贸区协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日后中国参与其他的区域经济联合起到了示范效应。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了"2+7"合作框架,为未来十年中国与东盟伙伴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思路,也为打造CAFTA升级版明确了合作领域。从整体上讲,CAFTA的相关法律规则和制度仍不完善,特别是涉及到内部许多制度的协调以及一体化需要的相关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对于     

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污染型行业出口的影响——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研究

本文构建了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对异质性企业进出口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并以自由贸易协定中环境条款的纳入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并运用三重差分法,研究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在提高了双边贸易成本的背景下如何影响污染型行业的企业出口。研究结果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降低了中国与缔约方之间的出口贸易额,尤其是对污染型行业,污染排放强度越大抑制作用就越大;从影响机制来看,自由贸易协定环境条款增加了污染行业的企业退出,抑制了该行业的企业进入,使污染行业的贸易发生转移,而未退出的污染行业出口价格将上涨,产量将降低,行业平均产品质量将下降,促使污染行业的出口额下降;生产率越高的企业,环境条款对其出口造成的负向影响越小;在一系列异质性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研究

设立跨境电商综试区是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举措，更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优化收入分配格局的潜在动力。文章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我国跨境电商综试区设立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综试区设立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机制分析表明，综试区设立通过“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激励效应”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发现，综试区设立对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以及小规模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我国需要加快推进综试区建设，进一步拓展和优化政策作用路径，助推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形式，双向FDI协调发展有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国际竞争力。而自由贸易协定可优化全球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对双向FDI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21年我国与26个经济体的贸易数据，以自由贸易协定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协定能显著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且这种促进作用不存在时滞性；自由贸易协定对双向FDI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对发展中经济体、WTO-X条款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更强，对发达经济体、WTO+条款、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促进作用较弱；自由贸易协定可通过推动数字贸易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即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因此，为借助自由贸易协定促进双向FDI协调发展，应加速自由贸易协定深化落地，营造差异化国际直接投资环境，培育新的数字贸易增长点。     

外资进入、劳动收入份额与技能工资溢价——来自2008年服务业企业普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运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服务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外资进入程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向的外溢效应。文章进一步将不同所有制类型与技能劳动力占比的交互项引入工资方程,发现外资企业存在更高的技能工资溢价。我们进一步验证了外资进入对当地劳动力市场技能工资溢价的影响。结果表明,在那些外资渗透率较高、市场竞争相对激烈的地区和行业,外资企业的技能工资溢价现象会产生溢出效应,促使当地企业提高对高技能员工的薪酬待遇。因此,在合理发挥服务业外资进入对收入分配优化效应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其进一步拉大工资差距。     

CAFTA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双边贸易的影响研究

CAFTA的建立是我国构建FTA战略的重要一环,它的实施对我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1993-2012年中国大陆与其116个贸易伙伴国20年间的贸易数据,运用双重倍差分析法,对CAFTA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系统性研究.结果显示:CAFTA对我国与东盟六国间的双边商品贸易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CAFTA的实施使得中国对东盟6个国家的年平均出口量增加了18％～42％,同时令中国从东盟六国的进口年平均增加31％～62％.这一研究结论既证实了实施CAFTA带来的良好经济效应,又为深化CAFTA合作、打造CAFTA“升级版”提供了现实支撑.     

出口参与对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出口参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且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基于全部样本匹配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使得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按地理区位分组的结果表明,出口使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提高,按企业规模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逆规模"特征,出口的正向作用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按行业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以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为例

本文利用中国出口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的HS4位编码产品数据,考察了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自由贸易协定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本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克服自由贸易协定的内生性之后,这一结果依然成立;从进口国看,自由贸易协定对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和亚洲国家的产品质量具有较大的正面影响;从不同产品类型看,自由贸易协定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因产品技术类型、出口竞争力和距离世界前沿质量差距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此外,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是自由贸易协定影响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渠道。     

国际贸易、技术变动对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文章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国际贸易、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显示在1999～2009年期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主要是行业内部劳动力再配置的结果;利用中国工业部门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国际贸易、技术变革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国际贸易具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我国工业部门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而技术进步则存在显著降低工业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这与我国工业部门在研究期内的技术进步具有劳动节约型特征有关。     

"营改增"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营改增"作为中国税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其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尚有待研究.本文首先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揭示了"营改增"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即"营改增"使企业购进固定资产可以进项抵扣,降低了资本要素相对价格,由于服务业的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其次采用2009-2015年中国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了5.96％,并且在实施后第2年的影响最大.异质性分析表明,"营改增"显著提升了非国有、劳动密集型和出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提高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由于服务业中资本和劳动互补,这将提高劳动需求,进而提高平均工资率,最终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上升.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不完全竞争与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关税数据,通过“倍差法”实证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主要是由非加工贸易企业驱动,并不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大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技能劳动收入份额和议价劳动收入份额。     

技术进步偏向、政府税收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

以技术进步偏向影响要素收入份额为主线,在原有厂商理论基础上考虑政府税收因素,将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率分解为乘数效应、资本深化速度、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税收的变化率,并选取1990—2011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本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正向拉动作用,但乘数效应减弱了这一作用;技术进步的资本偏向和生产税率的提高,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产生负向作用。其中,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CAFTA背景下中国企业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条件与策略

2010年1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如期建成。在CAFTA的背景下,东盟市场进一步向中国企业开放,投资壁垒逐渐消除,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投资东盟视为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步骤。然而,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投资环境相对复杂,中国企业加强对东盟的直接投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

在数字服务逐步融入传统产业的情况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2008—2021年OECD（经合组织）网站公布46个国家贸易限制指数以及海关数据库，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企业出口产品创新，对研发强度较低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通过提升贸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效冲抵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消极作用。据此，应从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深入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入手，加大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分析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建设已经进入了实质性阶段,到2010年,中国与东盟老成员国将建成自由贸易区,2015年实现自由贸易。作为中国主动创建的第一个区域性贸易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与发展将对中国的经济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起到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