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增长中结构红利的测度及决定——基于中国1820个县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本文基于中国1 820个县的面板数据,采用Translog生产函数估计要素弹性,进而测度县域经济增长中的结构红利,同时构建空间误差计量模型对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0年间,结构红利占县域GDP总值的4.44%,对县域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4.35%。劳均资本、劳均土地等变量对结构红利有显著影响,本文还发现,在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对结构红利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刘易斯转折点、二次人口红利 与经济持续增长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本、储蓄与投资、制度创新三个层面研究了二次人口红利的实现与经济持续增长的关系。通过改进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增长模型,对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运用系统GMM 估计方法对实现二次人口红利的影响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经济衰退;人力资本、储蓄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初始人均GDP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说明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条件收敛;人口增长率、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十分显著。     

城镇家庭收入差异研究——基于2005-2009年安徽省城镇家庭月度住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通货膨胀与“中等收入陷阱”： 家庭福利损失的视角

本文以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结合中等收入国家的特点,提出如下理论假设：通胀所造成的家庭福利损失会影响中等收入国家宏观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相关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后通过FGLS、差分GMM,以及系统GMM的方法对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基础设施、债务水平、技术创新以及储蓄率这些影响因素之后,通胀对上述国家人均GDP增长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使是在年均通胀率只有514%的东亚国家组,通胀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平均影响也达到了123个百分点～221个百分点,影响比重达到了27%～48%。所以,我们应该加强对通胀的调控,以确保我国经济能够持续健康地发展。     

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对瓦格纳法则的新解释

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反映了一个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所进行的活动范围和公共政策的倾向。研究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瓦格纳法则。本文使用2011年GFS和WDI数据库的截面数据，从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及其构成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成立，并通过国际比较，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建议。根据以往文献对瓦格纳法则的定义，笔者把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回归得到估计系数，称为瓦格纳法则系数，据此考察瓦格纳法则。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371。这表明经济发展与财政总支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有上升的趋势。分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之间成正比关系，但与公共秩序和安全、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之间成反比。在此基础上，笔者计算了各分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其中以社会保护支出的贡献度最大（7166%），经济事务支出贡献度最低（-738%）。研究表明，瓦格纳法则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护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     

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如何分享数字金融的红利

数字金融推动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经济能否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的事实，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中国1 869个县域经济数据，采用SARAR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方式缩小县域与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数字金融会通过促进县域二三产业发展的方式，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共同富裕；县域经济能够通过缩小县域间贫富差异的方式分享数字金融红利；数字金融还会通过缩小东西部县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方式推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背景下县域不仅能够直接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而且还能够通过产业结构升级间接地分享到数字金融的红利。     

自然资源、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基于DSGE模型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动态面板数据检验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目前中国存在“资源祝福”而非“资源诅咒”，且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降低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了进一步研究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的关系，本文建立包括农业、制造业、第三产业和资源相关产业的DSGE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资源祝福”部分来源于丰裕的自然资源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且自然资源存在产业结构红利，但仅有短期效应。     

信贷偏好与中国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增长结构——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比较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将个人工作期分为两期的增长模型,该模型表明,消费信贷市场完美程度将对经济增长结构产生显著影响。利用中美两国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信贷对经济增长结构影响显著,消费信贷比率提高将使消费占GDP比率上升;收入差距并不是导致中国消费占GDP比率下降的原因。为提高消费占GDP比率,我们应完善社会信用体系,降低信用贷款的交易成本,放宽金融业的准入限制,促进竞争,增加消费信贷供给,放松居民预算约束;同时增加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为居民消费提供稳定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扩大内需。     

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的收敛性及其成因分析

本文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对我国中部地区499个县域2000～2004年的经济增长进行收敛检验,发现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存在收敛现象.根据萨拉-伊-马丁计量检验模型,对影响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增长收敛的因素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初期人均GDP、初期人力资源禀赋、第一产业比重、投资率是主要影响因素.     

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

揭示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变化是合理调控政府消费规模和有效配置政府公共资源的重要依据。本文利用1978-2011年的数据,运用阈值协整模型对我国政府消费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发现,二者存在阈值协整关系,且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始终为负,当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至0178 2（1978-1986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小;当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下降至0178 2（1987年左右）,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发生非线性转移;随着政府消费规模的进一步降低（1996-2011年）,政府消费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显著加强。实证结论表明,不断压缩政府消费规模有助于经济效率提升,尤其是将政府消费规模合理控制在临界值0178 2以下,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中国区域经济分化与空间动能解析

1949—2019年，中国各省份经济总量不平等程度先下降后上升，在近十年的短周期内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而人均实际GDP不平等程度则处于水平波动的状态，近年来呈现σ趋同态势，并在2019年出现β趋同的新迹象。创新能力较弱、政府债务率偏高和劳动人口占比偏低是当前落后地区增长动能匮乏的重要原因。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是区域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原因，可以解释1999—2019年省级层面GDP差异的889%和人均GDP差异的591%，其中研发支出与就业规模是地区GDP总量分化的主因，研发支出与资本存量是地区人均GDP分化的主因。空间计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存在，但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和就业规模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明显区别，仅周边研发支出对地区经济增长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且东中西三大经济带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一定差异。     

广东县域经济转型与升级的机遇与挑战

广东省县域占广东省总面积的73.8%,在粤东西北振兴计划带动下,县域经济高速发展,占全省生产总值的19.8%。县域平均生产总值超过180亿元,超百亿元的有42个,人均GDP为28598元,处在5000到10000美元这个阶段,是经济结构快速变化的重要时期,也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广东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面临提高经济发展素质的艰巨任务和资     

安徽省"十一五"财政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研究

一、"九五"以来安徽县域经济发展迟缓,竞争力逐步下降,已影响了全省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安徽省共有61个县(市),包括56个县、5个县级市。县域土地面积11.4万平方公里,占全省的81.7%,人口4701万人,占全省的73.3%。2003年县域GDP为1759亿元,占全省     

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主导因素:集约边际还是扩展边际

利用1995—2013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的HS92六位编码数据,采用H-K测度方法测度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在此基础上,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农产品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增长由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共同拉动,但集约边际起主要的贡献作用,其贡献率在2003年以后到达70%以上。经济规模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贸易成本、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农业附加值占GDP的比重、与中国签订区域经济一体化协定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正影响,贸易成本、人均GDP年增长率对扩展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经济危机对集约边际有显著的负影响,扩展边际具有"稳定器"作用,这为解释中国农产品出口增长脆弱性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并具有丰富政策含义。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在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的当下，通过城镇化手段刺激内需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是必要举措。但中国城镇化模式是否粗放,是否有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却尚未被解答。为此，本文摒弃测算TFP增长率的新古典条件，放松生产函数形式、规模报酬不变和技术进步希克斯中性的要求，给出要素贡献率的非参数测算方法。在方法创新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显示：1985-2012年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415%，占主导地位；劳动贡献率为326%，能源贡献率为2175%，而TFP贡献率仅为1084%，因此样本期间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并且从趋势上看这种粗放性没有显著改善。回归分析表明，相比中国的工业化和服务业化而言，以往的城镇化比较粗放，阻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因此，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应当注重转变城镇化模式。\     

健康投资能影响跨国人均产出差距吗?——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在一个同时包含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扩展Ramsay模型中,研究了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从理论上推导出物质资本投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对一国产出的短期影响公式;然后基于这一理论分析结果,运用两个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健康投资和教育投资对一国人均产出的影响效应。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用全球138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还是用东亚10国和地区的面板数据(1),健康支出GDP占比、公共教育支出GDP占比和生师比都对人均GDP有显著影响,其中前两个变量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正,生师比对人均GDP的影响显著为负。因此,各国健康投资的差异能显著影响各国产出差距。     

创新、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 门槛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汉森（Hansen）门槛回归分析的方法,从R&D强度、产业结构两个角度研究了1978-2012年我国R&D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阶段性变化特点。实证结果显示,当R&D强度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不断加强;当工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不显著转变为显著为正;但当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越过门槛后,R&D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由显著为正转变为不显著。     

我国GDP增长动态的多维区域视角

我国1978年至2001年GDP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9.4%,增长了25.5倍。对GDP的增长可从多个方面审视和研究,鉴于中国的大国特征,本文从多维区域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这里的多维区域分析包括不同区域的经济地位分析、不同区域对GDP的贡献分析、不同区域对GDP波动的影响分析,即从区域集中度、区域贡献度和区域波动度三个方面分析GDP增长的区域特征。显然,进行这样的研究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参考意义。一、区域集中度分析区域集中度反映的是经济总体中不同区域的经济地位和集中程度。本文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占各…     

加快县域经济发展之我见

县域经济是以县域为单元，立足本地人文、地理、经济、社会等资源，集聚各种生产要素，由此产生对内发展扩张，对外吸引资金、技术，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独立完整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我国有2000多个县，县域GDP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县域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县域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础性标志，     

我国税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

就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农业税、关税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直接税与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间接税的符号为正．但不显著异于零，增加我国的直接税不利于经济增长，提高间接税收占GDP的比重不影响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