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识别贿选

最重要的是要明确贿选的标准。一般来说，“贿选”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     

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现象探析

村委会选举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它能使村民直接参与公共权力的分配,从而使公共权力获得最大的合法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贿选现象的出现。本文剖析贿选现象并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归纳贿选的四大表现,从社会、法律、贿选者等角度分析村委会选举中贿选产生的根源,并提出应对贿选现象的对策。     

村委会选举打击违法违纪力度加强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进一步规范村委会选举，明确了贿选、妨害选举等违纪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     

社会资本、中间投票人和村民选举中的贿选——基于浙西37个行政村的调查

村民选举中的贿选是现阶段村民自治中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与以往关注导致贿选行为产生的经济、政治以及环境等原因不同,本研究以浙江西部37个行政村的调查为基础,从农村居民对选举投票的态度出发,考察了倾向于接受贿选的村民的社会资本因素。研究表明,村民的制度信任、人际信任、社会网络和村庄共同愿景对村民的选举投票态度有显著的影响,制度不信任、人际信任度低、社会网络少和村庄共同愿景不强烈的村民更可能是中间投票人,也更倾向于接受贿选。加强村民社会资本的构建可以减少贿选行为。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政治信任——基于贵州L村与江苏Y村比较研究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政治信任的重要变量: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贵州L村,村民的政治信任低且层级差异过大;而以私营经济为主的江苏Y村,村民的政治信任普遍较高,层级差异也较小。并且,L村与Y村村民不信任基层政府的主要原因迥异:在L村主要是基层政府效率低下,而在Y村则主要是基层政府的利益分配机制不公平。然而,通过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却发现,促进私营经济发达的村庄村民政治信任高且较为均衡的因素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经济背后村民高度的公共参与热情和参与水平。由此,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促进不同村庄村民政治信任均衡发展。     

无税费时代的村民自治——对江西省M镇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及其他问题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江西省M镇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调查，并与第四届、第五届选举对比分析后认为，在纯农业地区，依附农业税而产生的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关系有了新的改变，特别是以“海选”村委会为突破口，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核心价值，被誉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的村民自治制度更加趋于形式化，走向一种假象的民主，基层政府、村干部、村民的参与热情降低，村民自治制度正面临着比以前更多的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应缩小村民自治单位，“海选”组级以下的村民代表，改变“海选”村委会的两次面向全部选民的方式。     

三元利益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研究——以长海县Y村为例

本文首先提出村民自治就是上级利益、村民利益与村干部自身利益的"三元利益"博弈的过程。然后从现实案例出发,以激励控制手段为分析视角,阐述了在村财乡管以后,在村干部选举与任职阶段,广大村民与上级部门"错位博弈"现状。最后提出用"双评议"的办法对村干部进行"反控制"是破解村民自治困境、创新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关键。     

我国农村基层自治中村委会选举内在矛盾分析

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本质和核心,我国农村基层自治选举机制中存在的矛盾是基层民主实践的矛盾,直接影响了村民民主自治的有效实现;村委会选举质量直接影响了我国农村政权的巩固,也是实现依法治国和基层民主的重要条件。村委会选举实施30多年来,选举中存在的问题引起全国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对于村委会选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农村基层自治中多元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乡镇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和选举主体村民政治冷漠的矛盾等多方面来进行分析,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高效的农村基层自治选举机制。     

230万巨款“买”村官

地处吕梁山区的老窑头村,是个有着1300多人的小山村,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今年3月中旬,老窑头村开始第六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通过户代表提名,史明泽、史回中2人被确定为村委会主任正式候选人,其中史明泽是上一届村委会主任、现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史小官、史海河、肖关章3人被确定为村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其中史海河是上一届村委会副主任。选举会定在3月24日召开。     

找回村社共同体:“双过半”困局与村委会选举制度再设计

"双过半"是村委会选举制度的关键程序,但随着村民流动日益加剧,它越来越难以实现。选举保有村社共同体并强化其治理的功能也日益丧失。本文论述了选举与村社共同体的关系、村民流动对村社共同体性质的影响以及选举的双重功能,提出村委会选举具有共同体优先旨向,并据此提出了走出"双过半"困局的村委会选举制度设计方向:将两个过半的分母统一设定为登记选民全体;因村而异设定参加投票人数标准和当选所需赞成票数标准,参加投票选民数量应尽量接近选民全体而非仅仅过半,赞成票数则不一定要超过选民全体的一半;同时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对候选人资格进行审查,标准因村而宜。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使村委会选举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保持协同,共同推动新的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     

论村庄治理资源——江西龙村村治过程分析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治理过程的描述 ,探讨了其有效治理的机制与资源 ,并在此基础上认为 ,村庄本质上是具有自主治理能力的 ,它拥有着治理其自身的各种资源 ,因而国家在提高对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时 ,应注意引导和支持村庄的自主治理。     

村庄精英：村庄权力结构的中介地位

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体制内精英即通常所说的村干部，体制外精英指村庄的宗族精英、帮派势力、宗教精英和经济乡绅。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之间，村庄精英整体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特指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之间产生博弈。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乡村选举中的派系与派性

本文在比较台湾乡村地方选举的派系之争和大陆村委会选举中的派性斗争的基础上,讨论了派系与派性的内涵,认为派系之争是以相对强有力的小共同体的存在和相对强烈的面子压力为社会基础的,而派性斗争是在小共同体已经解体和传统精英失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解派系之争和派性斗争的这种不同,对于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选举具有价值.     

从“村庄型公司”到“公司型村庄”:后乡镇企业时代的村企边界及效率分析

本文以永联村和永钢集团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的村企关系以及后乡镇企业时代公司型村庄的效率。分析结果表明,乡镇企业的产权改革会导致村企关系中企业、政府与乡村社区之间权力发生相对变化,但并不必然导致企业与村庄的相互独立,一种可能的村企关系发展路径是由村庄型公司转变为公司型村庄。永联村的案例表明,这种后乡镇企业时代的公司型村庄模式对企业和村庄而言均有较高的效率,可以实现企业与乡村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据此,本文进一步指出,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不应一刀切地私有化到底,而应充分考虑企业与乡村社区的合作逻辑,在进行产权改革的同时,应通过确立新的制度化方式弥补硬性市场合约对社会性合约的消解,以确保后乡镇企业时代企业与乡村社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两者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     

村庄集体记忆的重建——以安徽宅坦村为例

集体记忆是一个群体的共同历史,其传承需要一定的载体,如宗族的族谱与宗族仪式。这些宗族、族谱曾在一段时间内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然而,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一些村庄开始了村庄记忆的重建工程,如重修族谱、编写村志等。本文以安徽宅坦村为个案进行研究,发现在再造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民间权威精英充当了重建村庄历史的中间力量。重建记忆,主要是为了重建村庄的认同感,提高村庄的凝聚力。然而,重建后的集体记忆,可能难以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难以发挥记忆的功能。     

浅析农村宅基地整理

农村宅基地整理是盘活存量土地,确保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有效措施之一.本文针对农村宅基地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导致土地大量闲置、浪费的社会、政策和民风民俗等原因,并通过对农村宅基地整理潜力和可行性的分析,提出了4条符合江西省省情的具体措施.     

德国村庄更新规划对中国的借鉴

研究目的:探讨和研究德国村庄更新规划经验对中国村庄更新和规划的借鉴意义。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举例说明法。研究结果:德国村庄更新规划处于德国空间规划体系里上级规划的下部和建筑指导性规划中;村庄更新规划既包含非正式规划,也包括正式规划;村庄更新规划的实施过程是累积式的,强调公民参与和跨学科专家的参与。研究结论:德国村庄更新规划中的法律制度、公民参与、系统与前瞻性、土地管理措施的综合运用等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村民自治下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问题分析

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因监督意识淡薄、法律规范不完善、奖惩机制不健全而出现委托人监督缺失、代理人自我监督乏力,政策对象监督失效等现象,这不种于村委会权力的良性运行和村民合法权益的有效维护,不利于国家政策的贯彻以及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必须强化监督意识、健全政策执行监督机耕,完善村委会政策执行监督体系,确保监督主体的独立性、监督过程的合法性、监督结果的有效性,以提高村委会政策执行效车,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村干部的“角色冲突”——乡村社会的需求倾向与利益矛盾分析

本文从乡村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选择这一视角，分析了村民自治中村官被依法“罢免”、行政撤换和主动辞职三种现象背后的制度因素，提出中国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正加速分化，各群体之间的关系也出现“疏离”；从而指出造成村干部“角色冲突”的真正原因，是现有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需求性职能矛盾和制度性职能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