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企统合：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

探索村庄发展与经营的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总结村企合一、有为集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湖州市L村"村+公司+家庭农场"的发展实践进行单案例研究,并提出经营村庄的新模式——"村企统合"。村企统合是统筹规划基础上的统一经营与合作,促成了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其本质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体现出农民主体性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表现出弱依附性、弱行政性与强经济性、强社会性。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村企统合产生的前提,村企统合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村庄创新实践。     

“华夏第一钢村”是如何炼成的

正永联村,位于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改革开放前曾是张家港最小最穷的村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永联村乘着改革的春风,抢抓开放的机遇,走出一条"以工兴村、以钢强村"的特色发展道路,被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赞为"华夏第一钢村"。与其他村相比,永联村发展模式既有三个不可复制,也有三个可复制:一是永联村的钢厂模式不可复制,但永联村在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探索出的路径和机制可复制;二是永联小镇不可复制,但乡村治理的机制、模式可复制;三是村集体带头人的基本情况不可复制,但村集体带头人的坚     

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从“效率”到“公平”：乡村产业振兴与农民共同富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石，是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21年中国革命老区的村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共同富裕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考察了按照乡村治理情况分组后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但在乡村产业发展从无到有的起步阶段，乡村产业振兴对高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更强；乡村产业振兴水平与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乡村产业振兴水平指数高于0.317时，农民内部收入差距会随着乡村产业振兴水平的提高而缩小，这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产业发展过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村两委“一肩挑”和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均有显著影响；在未实行村两委“一肩挑”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村庄，乡村产业振兴水平对农民收入和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均不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乡村产业振兴能够通过促进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来推动农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衰落风险与村庄共同体治理——基于“金陵首富村”全面振兴的案例分析

衰落风险与全面振兴是村庄共同体治理的一体两面,乡村全面振兴是一个持续治理乡村衰落风险的过程。本文对"金陵首富村"武家嘴村进行案例分析,梳理村庄共同体治理的演变逻辑、总结经验,提炼乡村全面振兴的"武家嘴样本"。以"风险—结构—关系"为核心要素构建村庄共同体治理的复杂适应系统理论模型,深度分析村庄共同体治理内部动力系统的复合主体治理结构和互惠合作运行机制,以及外部适应系统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武家嘴村庄共同体治理不仅实现了中国特色基层组织再造,还形塑了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乡村企业产权关系探析

本文指出了“乡村企业产权关系明晰”这种判断的失误所在,论证了乡村企业产权关系不清的两种表现及其对乡村企业行为特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与乡村企业产权关系有关的若干认识,提出了改革和明晰乡村企业产权关系的对策思路。     

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难点和对策

一、难点：主要是经营管理体制不顺（一）集体产权关系不明晰。①乡级集体土地产权不明晰。政社合一时,乡级土地归人民公社所有;人民公社解体后,乡级社区集体土地的产权不明晰。例如,乡级社区与乡镇政府机关所在地的产权无界限;乡级社区与供销社、信用社等合作经济组织之间土地产权难划分;乡级社区与乡镇企业所占土地的权属难确定。②农民投入形成的公益资产产权不明晰。如农电杆线、变压器、中小型水利设施、医院、学校等,实际上这些资产都是村集体或村提留的投人所形成。③乡镇企业所有者权益不明晰。企业积累是归企业所有,还是归…     

宗族、集体行动与村庄公共品供给——基于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

乡村中宗族的存在,可以通过加强村民的集体行动能力,迫使作为村庄正式制度代表的村干部在决策中考虑村民的意愿,进而有效地解决村庄治理中常见的道德风险问题。本文以村庄公共品供给为切入点,利用集体行动的逻辑,构建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如何影响乡村中正式制度的理论框架,并且利用对全国"十县百村"的调研数据,通过考察宗族强度和在公共品供给中村干部与村民意愿匹配度之间的关系,证实了本文的假说。     

采用MIGIS和PRA进行哈尼族贫困地区的村落规划

采用交互式可移动地理信息系统和参与性农村评估方法对云南省绿春县巴东乡的哈尼族村寨进行了研究。通过与村民一起绘制不同年代的资源图 ,并一同分析过去 1 0年中造成森林减少的原因及其与贫困的关系 ,尤其通过计算机直观模拟森林变化的情况 ,使村民认识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从而促使他们自发地制定出改善本村环境质量的行动方案     

村民自治的村委会权力配置的制度缺位与改革考量

本文提出和分析村委会权力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理不顺的问题表现;主要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关系理不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委会与村民的关系理不顺,村委会权力与外部权力关系理不顺;分析了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形成机制;阐述如何完善村民自治的组织体制的权力结构改革与重组等改革措施。     

永安市林业融资体制改革实践与完善的思考

永安市林业融资模式是由省开发行向永安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提供贷款资金,再由国投公司委托永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向永安市的林业中小企业和农户发放贷款,贷款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将林权作为抵押物抵押给国投公司。永安市林业融资模式的改革实现了林权作为抵押物的突破,增强了林业对社会资本的配置能力,促进了森林资源的培育,实现了林农增收和林业增效的目标。深化林业融资体制改革,必须建设社会统一的林业要素大市场,完善林权管理的服务机制,推动森林保险业和林权典当的发展,增强金融机构内在动力,探索小额贷款的扶持机制。     

地勘行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关系调整的途径

文章指出 ,衡量国有企业改制是否完成要看其是否实现了多元产权结构 ,是否调整了劳动关系 ,是否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和形成了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文章结合云南省地矿局的实际 ,就地勘行业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关系调整进行了论述 ,指出地勘行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三条途径 :即分离式改制、分离重组式改制、采取多元投资方式组建新企业。并提出消灭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以调整劳动关系 ,改变职工依附地勘单位 ,地勘单位对职工负无限责任的现状。     

福建乡村旅游发展历程回顾

回顾福建乡村旅游发展的历程,可以分为起步、快速发展、规范发展三个阶段。1998-2005年为起步阶段。改革开放促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加上"黄金周"长假的出现,城市居民休闲消费的需求催生了福建的乡村旅游。2006-2009年为快速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对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使其成为农村实施"转变、拓展、提升"战略的有效途径,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而快速发展。2010-2012年为规范发展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福建乡村旅游在规模化、市场化、品牌化上还需要一个真正的提升,而实现提升需要规范发展。     

乡镇企业用地在征地中的产权问题探讨

从土地征收的视角出发,在对乡镇企业用地产权进行辨析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乡镇企业用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地役权等方面的问题以及导致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与建议：严格区分征地类别,实现同地同权。     

论林地产权转出的集中契约稳定性及治理

采用规范分析与演绎推导的方法从契约利益主体关系和集中契约内生属性两个层面厘清林地规模化转出的集中契约内生威胁,探究集中契约的稳定治理措施。研究表明:集中契约中的利益主体关系演变会打破铁三角的均衡关系,降低契约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利益主体在履约过程中由于价值观变化、心理契约失衡和契约内容不够灵活与完备致使集中契约长期稳定存在一定威胁。为此,从契约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和责任以及契约治理两个层面提出增强林地规模流转集中契约的稳定性对策,以巩固和深化林权改革,促进林地规模化经营与产业化发展。     

辽宁省宽甸县四平村林权制度改革历程与启示

辽宁省宽甸县四平村10组,2003年2月自发进行集体林权承包到户改革,村民举手表决认同;2005按照新一轮林权制度改革要求,总结出10个步骤,进一步完善了改革。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林业生产力,全村造林、营林、护林、发展林地经济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兴林有希望,富民有奔头。林权到户后,各级林业部门的职责是主动为林农搞好服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Opportunists, Predators and Rogues: The Role of Local State Relations in Shaping Chinese R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rural enterprises have developed in various ways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giving rise to competing explanations of the variation in terms of the role of structure, historical legacies, norms, bureaucratic controls and agency. A new analysis seeks to resolve these contradictions by placing development in the context of township and village cadres' relationships. Townships can either enforce village compliance with county policy or not, and can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not, resulting in bureaucratic controls working where compliance is enforced, and norms and agency guiding development where they are not. Perverse incentives allow compliance without achieving larger go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an trap villages in opportunistic or predatory townships. While structure and historical legacies do constrain development in general, inter-level relationships are key to understanding micro-variations. Village wealth and village elections further empower the village level and give agency greater salience.     

地勘单位物业管理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地勘单位在推进企业化的过程中,普遍组建了物业公司。这对地勘单位后勤体制改革和提高后勤服务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目前物业管理尚存在着观念上、体制上、机制上、素质上、设施上的问题。解决上述问题,应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物业管理观念、建立科学的物业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工作机制及管理制度,大力提高员工队伍的素质,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努力改善物业环境和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