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安全与中国国家治理实践

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我们既要注重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也要注重财政安全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作用。财政安全主要表现为政府职能的有效实行和财政制度的可持续性。文章从国家发展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财政安全影响国家发展的基本特征,包括隐蔽性、传染性、综合性以及辩证统一性;并分析了财政安全影响国家发展的基本机制——财政安全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物质基础、治理支柱和制度保障的功能。在此基础上,基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实践,讨论了财政安全与中国国家治理之间的运行逻辑。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入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下,财政是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财政与市场、财政与社会、财政与民众各个层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财税预算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中国财政制度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期间,尽管经过了1994年税制与分税制的大规模改革,但离现代财政制度相距甚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而且也必须从深化财政改革、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增强财政治理能力入手。     

财政分权制度现代化:价值、困境与路径北大核心

现代财政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基础,作为财政制度重要部分的财政分权制度也被赋予现代化改革新内涵。制度法治化、权责划分科学化、运行规范化、管理民主化和资源配置公平性是财政分权制度向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内涵及意蕴。纵观我国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实践,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导向相距甚远。未来改革应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增强财政平衡功能、规范政府财政行为、合理划分财政权责以及推进财政法治化和民主化建设,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现代财政制度建立的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路径选择

新时期探究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对完善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符合的国家制度体系建设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回顾了新中国成立至今财政制度的发展与变革,提出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代财政制度的研究命题。其次,总结了当今国外发达国家形成的财政制度体系,分析了国外发达国家现代财政制度体系形成的背景、国情及其财政制度体系特征,重点以美国、德意志联邦、日本为例。最后,结合中国国情与发展阶段实际,对国外发达国家现代财政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经验总结,得出对我国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启示和适合我国国情的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财政改革

市场型政府、公平竞争型市场和合作型社会三者互为基础、密切联系,共同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三维"目标体系。财政配置公共资源体现了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共资源取得的数量和方式,以及配置的方向和结构,都会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重要的影响。深化财政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提高治理能力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研究了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财政改革方向。     

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基本命题与可行方向

推动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是近期我国财政学界的一件大事。如何将具备多学科属性的财政学与国家治理有机融合也是一件学术难事。为了凝聚学术共识,提高理论创新效率,几个基本理论命题急需讨论,它们是:"国家治理财政学坚持什么国家观"、"坚持什么国家治理观"、"国家治理财政是财政的本质还是类型"、"国家治理财政学采用什么研究范式"以及"构建什么主题叙事逻辑"等。在对以上基本命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的三个可行方向,即坚持财政学的普世性导向、坚持财政学的融合发展方向以及坚持渐进主义的学科发展道路。     

新时期国家治理框架体系下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

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日益发展,西方财政理论在转型期的中国已经逐步丧失其现实解释力.本文在分析西方财政理论现实困境的基础上,立足于新中国主要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变化以及现代财政制度与我国传统财政理论一脉相承、不断演进的关系,明确了新时期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维治理主体中的主要职责,并在政府-市场-社会三维立体分析框架内进一步明确了基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代财政定位与重构,即以"平等共治、法治包容、持续共赢"为基本理念与核心要义的"多中心、多层次、多主体"的现代财政.     

财税体制改革的法律框架与法治化路径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关系切入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财税体制改革与财税法治建设的两个命题之间既有差异性也有协同性.前者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后者是国家治理的依托.事权决定支出责任,进而引导构建科学合理的财税法律体系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路径.财税体制改革必须依托法律制度框架,走法治化的路径.制定财政基本法、税收基本法等宪法性财税法律.     

疫情背景下我国国家财政治理研究

本文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期我国财政治理理念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新冠疫情时期的国家财政内部治理逻辑体系,梳理新冠疫情时期的国家财政治理措施,并将其与我国财政日常治理以及非典时期的财政管理工作进行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我国财政工作相较于日常及非典时期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效果均有所提升,显著减轻了新冠疫情对国民经济的冲击和影响,有效缓解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国家经济平稳运行的压力。财政治理呈现三重逻辑:疫情爆发期间的专项财政资金投入遏制疫情蔓延、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的积极财政政策提振市场信心、疫情危机后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财政治理理念内化。新冠疫情后的国家财政治理需进一步明确国家治理核心支撑的战略定位,持续推进现代财税制度改革,厘清财政治理体系关联主体的权责边界。     

大数据时代的财政治理

大数据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最新发展与应用,是提高财政治理能力、推动财政制度现代化的重要利器,为破解财政治理的绩效难题提供了坚实的信息及技术基础.从根本上讲,大数据所能发挥的作用与效益,取决于人类利用的方式和程度(即制度).运用"制度+大数据",通过完善财政信息管理、走向财政透明与公开、强化激励与监督以及构建财政大数据中心,统筹信息、流程与人等三大财政治理要素,是实现财政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选择.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考察——以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过程为视角

以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过程为视角,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历史考察,认为其发展轨迹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迷惘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变革阶段。     

“国家治理”视角下审计问责制问题探讨

审计问责作为一种监督公权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加强政府责任、实现国家良治,因而成为国家治理不可或缺的工具。当前我国审计问责制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法规和问责信息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审计问责制度,这样对促进政府达到良治具有重要意义。     

唐朝财政制度演变对国家治理能力的影响

唐朝财政制度以"安史之乱"为界,分别形成前期租庸调为主的财政制度和后期两税法为主的财政制度.本文将唐朝不同时期的财政制度进一步细化为赋役制度、征收管理制度、财政体制、预算制度、财政监督等,并分析不同制度安排下国家治理能力的演变,反思历史给现实以借鉴.     

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实际上是"五位一体"建设体系的一个概括性表述。国家治理能力主要是指政府治理能力。政府治理能力低下很容易产生腐败,腐败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产生直接的影响。因此,深化改革是中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根本手段。     

以多元协同共治促进税收营商环境优化

税收营商环境作为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与评价营商便利度的关键指标,对充分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税收协同共治围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特点,探究如何实现税收治理的多部门、多主体共同参与,建立跨部门的涉税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提高税收治理效能....     

“三乱”对税收的影响及其治理

税收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而影响税收的因素有诸多方面。本文论述了就政府权力职能部门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对税收的影响，提出了对治理“三乱”的措施和建议     

从公共财政视角浅析国家治理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35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且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对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不应仅单纯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协调与合作,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者之间的多重稳定均衡,从而实现善治的治理目标。文章以国家治理的概念为切入点,通过分析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论证了现阶段我国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财政学的视角提出了我国实现有效国家治理的路径。     

中期预算编制国际比较及借鉴——以英美等发达国家为案例

中期财政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是我国新预算法的重大突破,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工具.目前,我国中期财政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制度还有待完善.对于如何做,做什么等问题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本文主要从中期预算编制目的、组织结构、具体实施三个角度,借鉴了六个在中期预算实践方面较有特点的典型国家(澳大利亚、奥地利、德国、新西兰、英国和美国),并总结出五点经验启示,即编制中期预算是必然趋势;中国中期预算的编制要符合国内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国家治理能力;中期预算的引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操之过急,但要有长远规划;中期预算需要支出部门的共同参与;多因素综合考虑,提高中期预算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完善突发重大公共危机的财政治理：价值属性、影响因素与应急机制

财政治理能力是国家应急管理能力的基础与保障。完善突发重大公共危机财政治理，能够有效缓解突发重大公共危机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员伤亡以及国家安全等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对稳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从财政是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复合韧性治理的基础和支柱以及公共危机治理是财政的应有职能两方面入手，阐述了突发重大公共危机财政治理的价值属性。基于财政应急资金是财政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核心，探究突发重大公共危机财政应急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最终从财政应急日常运行、财政应急预警防范、财政应急灾时处置、财政应急恢复重建、财政应急监督评估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突发重大公共危机财政应急治理机制的策略。     

基于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选择

财政可持续发展即政府具有足够的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有效承担满足社会成员公共需要的职能,在国家治理中发挥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保障政府财政收入、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等方面影响财政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税收政策存在着税收收入占比下降弱化了财政收入的规范性、大量税收优惠导致社会成本和征管成本的增加、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不利于收入分配职能的发挥、对税收的国家治理职能关注有限等问题.保持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主体地位、梳理归并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提高税收制度的公平性、充分发挥税收的国家治理职能将有助于促进财政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