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制性股东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机制功效的探讨

自1990年代末以来,控制性股东代理成本及其治理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新热点。不过迄今为止,此类研究还没能像代理成本理论那样形成完整理论体系,同时对于衍生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各类公司治理机制能否对控制性股东代理成本发挥制约作用也未出现系统研究成果。本文对新型代理成本的理论框架做出勾勒,并对公司治理机制的功效给出合理化评价。     

论蒙东地区第三产业融入东北经济区的战略选择——以内蒙古赤峰市为例

正2007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东北地区振兴规划》,将包括赤峰市在内的蒙东5盟市列入东北经济区,并给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相关政策待遇。这是中央政府第一次从国家区域经济政策层面,将融入东北经济区作为蒙东5盟市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此后,蒙东地区与东三省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两地间农业、工业领域的分工、协作、融合势头良好。与此同时,第三产业融入的步伐也日益加快,     

浅议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与改良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场经济学革命,在许多人眼里似乎已经是不证自明的结论,但是革命的定性能否经得起推敲,或者推敲之后是否会有新的发现?这尤为值得研究。简要回顾主流经济学的特征与局限,总结和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革新路径及成果,可以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取得了公认的成果,但是尚未发展出严格的、革命性的分析框架,革命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国外董事会治理研究理论综述

董事会是公司制企业的核心决策机构，也是经理人代理成本的主要治理机制，对董事会治理功效的研究已经构成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尽管国内学术界已经迈出了董事会治理经验研究的步伐，但从整体上看，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实证研究，国外学术界仍然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为了借鉴先进研究成果，夯实学科研究基础，本文在回顾代理成本研究的基础上，循着董事会研究的内在逻辑线索，总结了国外董事会治理的主要理论与经验研究成果，以期全面展示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现状。     

新制度经济学革命:路径与方向

20世纪60、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在经济学领域的诸多方面实现了理论突破,许多经济学者大胆预言"新制度经济学革命"即将到来.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新制度经济学并未真正突破新古典分析框架,只是在多个层面上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文章在简要评价新古典经济学学说体系的基础上,归纳新制度经济学的三条主要革新路径,通过与主流经济学的综合比较,对新制度经济学各分支革新的路径与方向进行了评价.     

论河北省农村信用社改革和发展

以"省级联社模式"为试点的农村信用社改革,正在全国8个省份推行。作为非试点省份的河北,应该对全国农村信 用社改革形势进行思考,从本省实际出发,坚持"梯级发展"战略,走特色发展之路。     

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的基本命题与可行方向

推动财政学基础理论创新、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是近期我国财政学界的一件大事。如何将具备多学科属性的财政学与国家治理有机融合也是一件学术难事。为了凝聚学术共识,提高理论创新效率,几个基本理论命题急需讨论,它们是:"国家治理财政学坚持什么国家观"、"坚持什么国家治理观"、"国家治理财政是财政的本质还是类型"、"国家治理财政学采用什么研究范式"以及"构建什么主题叙事逻辑"等。在对以上基本命题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构建国家治理财政学的三个可行方向,即坚持财政学的普世性导向、坚持财政学的融合发展方向以及坚持渐进主义的学科发展道路。     

全球性经济扩张与商业银行风险规避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经成为自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最严重的金融事件.随着危机的深入和蔓延,金融机构倒闭风潮涌动,投资者信心受挫,金融市场流动性瞬时收紧,实体经济也面临着严峻考验.     

论公司代理成本研究架构的理论演进——兼谈我国上市公司两类代理成本问题

公司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一直以来都是密切关联的一对经济范畴。关于公司代理成本及其治理的研究,传统上表现为"以法制水平高低"为标准的一维分类研究架构,并衍生出"垂直"和"平行"两类公司治理模式。然而该框架并不能涵盖现实中丰富多彩的代理成本类型。通过不断引入关键变量,对代理成本研究架构的理论演进进行了新的逻辑梳理,以理论分析揭示中国两类代理成本并存的制度性根源,并对其给公司治理研究带来的挑战做出分析。     

西方治理理论的“中国困境”解读

借力经济全球化浪潮,西方治理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强势传播,对我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与深入影响,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然而,与学界反应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的治理实践却同西方治理理论保持着适度距离,冷静地坚守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西方治理理论对中国治理模式转型的边际影响甚微,其传播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中国困境”.而这一结果的出现并非偶然,西方治理理论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理论的非普适性,与中国治理模式在价值层面上的差异与对立,弱化了理论适用的前提和基础,对中国治理实践的潜在危害则为“中国困境”的出现提供了充分的现实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