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循环：结构与区域网络关系透视

目前关于“双循环”的各种讨论,大多从理念与方向上去谈,而很少涉及循环的现实细节。本文从省内循环、省际循环和国际循环三个循环结构与网络视角展现了中国国民经济循环中大量的关键细节,而这些细节是以往研究几乎没有关注的。主要结论是：(1)从结构视角看,国民经济国内循环部分占比超过90%。2012—2017年中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平均国外占比、省内占比和省际占比分别为8.3%、73.1%和18.6%。(2)从网络视角看,国民经济循环中区域网络关系具有相对稳定性。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北京、河南、安徽、重庆、辽宁等9个地区在省际循环中处于中心地位;东部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处于核心地位。(3)内生结构因素对区域网络关系演化的相对重要性为43.3%。互惠效应表明,区域之间的关联呈现“礼尚往来”特征;传递效应表明,区域之间的分工呈现显著传递性和分工深化现象。八个外生属性因素对区域网络关系演化的相对重要性为56.7%,可为加快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效政策切入点。     

全球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的演化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07—2021年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字产品贸易数据，构建全球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从“整体—社群—个体”三个层面系统分析网络的结构特征，并基于时间指数随机图模型(TERGM)对全球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演化的内部和外部机制进行动态分析。结果表明，全球数字贸易依赖网络呈现明显的“中心-边缘”分布结构，经济体间的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程度逐渐加深；全球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主要形成由中国和美国共同领导的亚太贸易社团和以德国和荷兰为中心的欧洲贸易社团；中国在网络中的中心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在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枢纽性角色；全球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的形成和演化受到相互依赖效应、聚集效应、感染效应与时间依赖效应等内生机制的影响，经济规模等外生因素也显著影响数字产品贸易依赖网络的形成，因此，有必要综合考虑内生机制和外生机制的作用。     

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特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省为例

文章通过网络爬虫获取贵州省2010—2022年旅游流数据,构建旅游流网络及其结构韧性的综合评估及攻击指标体系,并借助复杂网络、指数随机图等方法,实证探讨了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的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贵州省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旅游流网络联系的增强并未带来网络结构韧性的提升。韧性水平较高的地区多为东南部的旅游中心城市;(2)分维度来看,贵州省旅游流网络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核心—边缘”层级结构,网络的匹配性明显,传输性在不断提升,小团体集聚现象开始凸显;(3)旅游流网络结构在随机攻击下呈现出鲁棒性特征,而在蓄意攻击下脆弱性较为显著,且在蓄意攻击下网络承受能力随时间推移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旅游流核心网络不断拓展;(4)网络内生结构、个体属性以及外生网络变量共同影响着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其中,网络互惠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接待能力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市场规模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的正向作用不断凸显,而网络边数与空间距离对旅游流网络结构韧性变化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驱动要素及作用机制的空间差异——黄河流域的实证研究

经济高质量增长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问题。基于经济高质量增长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协同作用过程,利用黄河流域2008—2018年6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中介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讨论经济高质量增长驱动因素的影响。结果表明：(1)要素升级、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和制度优化均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其中内生动力起主要作用;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存在着错配现象,无法对经济高质量增长产生协同作用。(2)不同因素的驱动效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异质性。(3)结构优化除直接效应外,还通过提高要素配置效率间接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制度优化通过激励技术进步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但由于阻碍了要素流动从而存在一定的遮掩效应。(4)生态环境因素存在着显著的门槛效应,生态环境指数低于0.1129时,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生态环境指数超过0.1129时,结构优化发挥主要作用。因此要想实现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增长不仅要提高内外生动力的匹配程度,实现协同发展,还要明确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制定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大豆国际贸易格局演化与中国对策

文章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对2001—2019年国际大豆贸易加权网络的格局演化和社区结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球大豆贸易网络呈现规模先扩张、后收缩的特点,整体联系较弱,2016年后开始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2)呈现“两心分离”网络格局,网络中出口核心国家是巴西、美国,进口核心国家主要有中国以及西欧国家,核心“中介”国家是加拿大和西欧国家;(3)全球大豆贸易网络主要存在3个稳定的社区,社区分布具有明显地理特性,社区内部出口国家主导较多,“中介”国对社区规模具有显著影响,中美两国在社区中的地位变化具有不同特征。建议提高我国大豆自给率,分散大豆进口来源,扩大社区范围,紧抓收购权和定价权,进而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供给格局。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

利用2008年中国交通部省际货物运输周转量的普查数据,本文在引力方程的基础之上引入交通变量,以此来验证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2008年中国省际贸易的边界效应处于6—21之间,这一数值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边界效应值比较接近;(2)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中国的区域贸易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3)交通基础设施越发达,则边界效应越低,说明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中国区域贸易量的增加主要是促进了省际之间的贸易增加。所有这些均表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     

我国外生型银行体系作用发挥的理性分析

在政治经济体制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及历史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外生型银行体系在短时间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西方国家的内生银行体系经过长时间演化后才具有高效率的特性,这表明我国外生型银行体系在短期内具有一定的效率和优势,西方国家的内生银行体系则具有长期的效率和优势,因而必须尽快对我国的外生型银行体系进行内生转型.     

我国贸易开放、FDI与环境效应

文章以工业SO_2的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为污染指标,采用我国1993—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修正的ACT模型实证分析了贸易开放、FDI对环境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经济增长对环境的规模效应大于技术效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成立;(2)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假说在我国得到验证,前者对环境有消极影响,后者对环境有积极影响,贸易开放总体增加了环境污染,但综合影响较小;(3)FDI对我国环境具有较小的积极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格局及中国地位分析

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数据,文章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分析其演化特征、空间结构和中国地位。研究表明：(1)数字服务贸易参与国家日益增加,但网络连通性和扩散性较差;(2)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进程缓慢,各国的贸易地位差异大,“一带一路”倡议较好地促进了多边贸易;(3)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具有显著的社团性,凝聚子群数量2010年以来变化不大,但凝聚子群内部参与国有变化,不同子群内部联结强度有别,子群之间凝聚能力也存在显著差异;(4)空间分布上,呈现非均衡特性,相对点强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呈现“帕累托”分布,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限制度的核密度估计曲线不再呈现“双峰分布”,两极分化加剧。中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重要参与者,合作伙伴相对稳定,但贸易圈有待扩展,核心竞争力、控制力、独立性和贸易自由度均有待提升,急需防范贸易依赖风险。     

现代服务业演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现代服务业创新系统演化发展的过程是政府、业内和学界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合作的过程。现代服务业的演化是系统自适应的过程,是内生动力各要素子系统间矛盾运动和外生动力与环境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内生动力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外生动力是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外生环境通过促进内生各要素子系统的变化和矛盾运动而推动现代服务业渐进式优化升级。     

集聚的原生性特征与地区转型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分析产业集聚的两个原生性特征——企业根植性、空间外部性分别作用于地区转型发展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它们共同作用于地区转型发展的综合理论框架,然后分析综合理论框架下的地区转型发展的空间演化和时间演化,最后基于产业集聚提出促进地区转型发展的深入思考。研究表明:(1)研究地区转型发展要从产业集聚的两个原生性特征的共同作用入手;(2)企业根植性和空间外部性共同作用于地区转型发展的机理是它们共同作用下的累积循环效应,作用形式有"弱根植性,弱外部性"、"弱根植性,强外部性"、"强根植性,弱外部性"、"强根植性、强外部性"四种;(3)基于企业根植性和空间外部性的地区转型发展形式具有空间演化和时间演化特征,空间演化表现为阶梯状的演进,时间演化表现为可能出现路径锁定和负外部性。     

2000年以来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演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贸易格局产生重要影响。基于全球文化贸易数据,借助网络分析软件,运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探讨2000—2017年重要时间节点的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时空演化。研究发现:(1)2000年以来,受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全球文化贸易规模呈现波动增长趋势,总体发展态势良好。美国、英国和德国文化贸易总额始终位居前三,中国文化贸易总额增长明显,国家间文化贸易额位居前列的主要是欧美国家。(2)全球文化贸易网络密度整体较高,呈现稠密化趋势,国家间文化贸易往来密切,网络发育具有明显的小世界性和无标度特征,两极分化显著。(3)全球文化贸易网络三个中心性统计特征量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性,重要节点国家稳中有变,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国家和中介能力强的国家存在差异。(4)全球文化贸易网络核心—边缘结构明显,核心国家主要是以美国、英国等为主的欧美国家和以中国、日本为主的东亚国家,边缘国家数量在逐渐减少,整个文化贸易网络联系更加紧密。(5)全球文化贸易网络社团划分明显,社团间存在整合分裂的演化特征,空间上连续性与分割性并存。     

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的专利技术扩散机制实证研究

网络嵌入视角下专利技术扩散路径间存在相关性，但这种网络内生性影响并未在已有研究中得到足够重视。将扩散因素归纳为：专利价值、专利保护、多维同配、结构嵌入，从扩散网络内生、外生因素两个方面构建分析模型，并以石墨烯领域为例，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开展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说明：专利价值、技术、地理、组织层面同配性、闭合三角结构嵌入均正向促进专利技术扩散，而专利保护强度反向抑制技术扩散。值得注意的是，专利技术扩散存在强烈的结构嵌入倾向，融合网络内、外生因素的模型能够更好地捕捉专利技术扩散机制。     

全国大市场中贸易流量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来自地级市增值税发票的证据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行政边界效应则是造成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地级市间增值税发票计算的城市间贸易流量数据，在因果推断框架下对我国省际行政边界效应进行了估计和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省际行政边界效应平均约为4.45倍，即省内相对贸易份额约为省际相对贸易份额的4.45倍。这个结果明显小于欧盟内部的国家间的行政边界效应。中我国东中西部的省际行政边界效应逐次递增，并且相比于商品市场，劳务、服务等要素市场的边界效应更大。本文也用现有文献的主流方法进行了估计，并与文献中已有的估计结果对比。本文采用的数据和估计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使用省际贸易流量数据和引力模型估计可能存在的偏误，有助于科学评价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进展和经济体制改革成效。     

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

深化省际民生领域间的交流与合作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举措。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运用改进的熵值法测度中国省际2005—2018年居民生计资本,并采用修正的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法探析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值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显著,东部地区居民生计资本值高于西部地区;(2)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关联强度不断增大,其空间联系网络结构日趋稠密化和复杂化,但仍存在一定的层级特征;(3)各省份个体网络中心性指标的分异性不断敛缩,北京、上海、广东、天津等省市在居民生计资本空间关联网络中处于“中心行动者”的地位,而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的各项网络中心性指标均排名靠后;(4)空间邻近关系和产业高级化差异对中国省际居民生计资本的空间关联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差异和人口密度差异对其影响并不显著。     

双循环的贸易分工逻辑与经济效益

本文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通过建立一个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并存的理论模型,以超边际分析方法探讨了双循环贸易结构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效益,并结合中国经验展开实证分析。理论研究表明,交易效率持续提高是引起一国贸易分工结构从“封闭式结构”向“以国际循环为主结构”演进,再过渡到“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结构”的核心驱动力量;技术进步和人口规模扩大在推动传统贸易结构向双循环贸易结构跃迁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此外,贸易分工演进将显著提高人均真实收入、优化要素配置、拓宽市场容量。稳健的实证检验证实了上述命题。进一步分析发现,由交易效率提升诱发的分工演进在推动贸易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存在非线性效应。本文的结论和发现为科学认识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为工具,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沿线国家间新能源汽车贸易网络密度和关联性均较高,具有极佳的连通性,贸易潜力巨大。(2)在贸易网络中,中国处于网络中心地位,中东欧、西亚和东南亚部分国家处于重要网络节点位置,中亚、南亚、西亚部分国家处于贸易网络边缘位置。(3)整个贸易网络分为4个板块,各板块主要表现为内向贸易、外向贸易和双向贸易,不存在经纪人板块,体现出贸易网络极佳的互惠性。(4)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新能源汽车贸易关系建立有显著正向作用;锂电池贸易差异、是否为接壤国对新能源汽车贸易关系建立和贸易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相近的营商便利指数、物流绩效指数、关税水平、燃料贸易水平及地理距离有利于国家间建立新能源汽车贸易联系和提升贸易强度。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结构及时空演化

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支持下,文章将以往对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分析的时间维度延展至1985—2020年,基于复杂网络视角,对人口迁移网络组织结构及时空演化特征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发现：(1)人口迁移规模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则为主要人口迁出地,且迁移网络呈现显著“小世界”特性;(2)随时间推移,迁移网络分散和空间不平衡程度逐步增强,东北地区面临更严峻的人口外出困境,迁移网络的“小世界”特性先下降后升高;(3)迁移网络结构在1985—1995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北）,在1995—2015年呈三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在2015—2020年呈四社团结构（华北、长江、华南、西部）,北京、长三角地区和广东持续是人口迁入核心节点,川渝地区在2015—2020年成为人口迁入中心;(4)人口迁移网络格局演化是改革开放后经济调整、社会转型、政策利导的经济地理投影。     

阿拉伯国家至宁夏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耦合关系

以宁夏和阿拉伯国家的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为例,借鉴物理学中的耦合理论,构建了阿拉伯国家入宁旅游和阿拉伯国家与宁夏进出口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耦合评价模型,分析了14个阿拉伯国家入宁旅游和进出口贸易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动态演化特征,结果发现:(1)阿拉伯国家入宁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的综合发展水平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沙特阿拉伯位居阿拉伯国家之首;(2)阿拉伯国家入宁旅游与进出口贸易的耦合协调发展还处于相对较弱的水平,大部分国家处于中低度耦合协调阶段;(3)阿拉伯国家入宁旅游和进出口贸易耦合协调发展整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其演化趋势相对平稳。通过宁夏与阿拉伯国家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系统的研究,其结果对建设内陆开放试验区的创新模式具有启示意义。     

经济地理学视角下产业集群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Web of Science中1982—2016年经济地理学领域产业集群研究文献,借助CiteSpace V软件,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法以及对相关文献资料的回顾,系统梳理了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脉络、热点领域、知识基础,明晰了学术争议和研究前沿,旨在为国内产业集群理论创新寻求突破口。结果表明:(1)研究热点集中于集群创新和集群网络、集群和区域发展、集群演化;(2)研究内容逐步从关注经济活动的地理集聚,转变为多维邻近、路径依赖视角下的集群创新和集群演化,再深化至探究不同空间尺度网络对集群知识流动和集群创新的影响;(3)研究尺度逐渐从重视根植性和本地知识网络,发展到重视外部知识源和跨集群知识联系,再拓展至强调全球—地方联结;(4)产业集群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本地联系和外部联系的相对重要性等研究问题尚存在争议,全球集群网络、共位集群则是国际研究的前沿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