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收支结构调整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春风化雨”还是“适得其反”?

本文以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与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支出方面，财政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以及科教支出占民生性支出比重提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产生驱动效应；收入方面，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之比上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U型影响，直接税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比上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伴随着有为政府建设的推进与有效市场的完善，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呈边际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作用渠道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支出结构与财政收入结构调整通过影响企业交易成本与资本配置效率作用于数字化转型，财政民生性支出结构与税收结构优化则通过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和技术性人力资本驱动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对数字化转型的效应在不同企业、行业、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的企业具有促进作用，财政收入结构优化则对数字化转型程度较高的企业激励效应更强。本文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通过优化财政收支结构精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经验证据与有益参考。     

资产专用性是否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11—2020年209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析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从企业是否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化转型程度两个层面来看，资产专用性会制约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第二，经营风险与可用资源数量在资产专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表现为资产专用性通过提高企业经营风险、减少企业通用性可用资源，进而抑制了数字化转型；第三，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但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差。研究结论对进一步推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数字化转型成效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数字基建、产业链竞争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方式变革的具体方式，但在转型过程中面临“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的数字化转型激励不足问题。政府能否通过“数字新基建”的力量帮助企业塑造产业链竞争优势地位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尚未得到回答。本文基于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产业链视角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政府能够通过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且对交易成本较高、处于经济欠发达区域和属于高技术密集型的企业效果更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扩大供需、增强纵向与横向市场竞争等机制提升了产业链竞争力，从而驱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促进内部融资、提升外部关注和提质增效的经济效应。本文为建设数字中国背景下政府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     

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及其区域差异——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技术跃迁理论视角，采用2007—2021年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通过关键词筛选和人工比对相结合的方式确定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及其补贴强度，运用面板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进行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对策略性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实质性创新绩效，存在更重数量的策略选择效应；二是数字化转型补贴的创新效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西部地区、大城市及以下规模城市中发挥更强的专利产出激励作用；三是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因果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验证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是数字化转型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影响机制之一。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快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发展，企业层面的数字化转型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基于风险决策视角，本文以2007～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缓解代理冲突和融资约束来实现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受水平的提升作用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管理层薪酬激励水平较低、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中更显著，且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风险承受水平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效应。该研究结论丰富了微观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和企业风险承受水平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为加强企业风险管理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启示。     

监管差异、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股价相关性——基于AH交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于成熟稳健的资本市场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企业信息披露和市场监管带来了新考验，能否通过强化监管促进资本优化配置、传递正确的价格信号，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AH交叉上市公司股价相关性视角，以文本分析为基础进行量化处理，检验市场间监管差异对股价相关性的影响，探究如何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研究发现：AH监管差异与交叉上市企业股价相关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则对上述关系具有调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低时，监管差异与股价相关性的关系更加显著；数字化转型程度高时，原相关关系则不显著。此外，对于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监管差异扩大对股价相关性的影响更加突出；在考虑了AH股溢价水平方向的基础上，随着A股监管水平的相对提升，AH股价会逐渐趋于一致。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避税

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赋予了实体企业发展的新动能，对企业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中国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的避税程度。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的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管理费用来影响避税动机，且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避税的效果在治理环境较差、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成长期企业的组别中更加显著。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的探讨，丰富了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政府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健全与完善税收监管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理论与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机制，并基于2007～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和投入产出表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来揭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产业链关联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产业链关联水平的提升，且存在滞后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内部生产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两种渠道来影响产业链关联，由于数字化转型降低外部交易成本的幅度更大，最终均表现为促进产业链关联。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业链关联之间的关系，为政府制定合理的数字经济政策以及有效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链关联提供重要的政策指引和借鉴。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     

不确定性感知与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房地产市场的证据

数字化转型为房地产企业实现降本提效、适应存量运营模式提供了重要契机，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导致企业陷入了“不会转、没钱转、不敢转”的困境。本文利用2009—2021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降低了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呈现差异性特征；机制检验显示可以通过减少投资机会、提高交易成本和增强投资同伴效应来抑制房地产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积极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有效预期，房地产企业应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以适应未来存量运营模式的挑战，数字化服务商应提供兼顾行业共性需求和企业个性需求的数字化服务，共同助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减税降费、政府补助推动企业创新实证研究——基于江苏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减税降费与政府补助是当前我国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5-2021年江苏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规模、区域分布特征差异视角，以企业年龄为调节变量构建减税降费、政府补助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苏南地区较明显；企业年龄对大型企业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对小型企业无调节效应；政府补助对大型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大于小型企业，减税降费对小型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大于大型企业。     

“多言少行”的数字化转型会影响公司碳排放吗？

以制造业和重污染上市公司2009—2020年的数据为样本，从不同角度实证研究公司“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会显著促进公司碳排放增加；相比于“少言少行”和“少言多行”，“多言”的数字化转型有更明显的增加作用；相比于其他过程，“多言少行”对生产过程的碳排放正向影响更为明显；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多言少行”对碳排放的作用受到“言”增多和“行”减少的共同影响，提高政府补助、降低融资约束、管理层短视上升在其中起到了机制作用。研究结论有助于认识到“多言少行”数字化转型的机会主义和潜在风险，为监管部门规范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提供依据。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

基于价值创造视角，系统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并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测度指数，以2011～2021年中国全行业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展开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重塑了企业的价值创造模式，对提升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数字化转型通过优化企业成本、增强运营效率两条路径作用于企业绩效；对比不同所有权性质和规模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在国有企业、大型企业绩效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制定和完善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和措施，尤其注重对非国有和中小型企业的针对性服务，推动中国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制造业企业政府补助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关性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的358家制造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对政府补助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正向影响；不同所有制中，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获取政府补助影响不显著；资产规模越大、负债率越高的企业获得政府补助越多；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经营业绩提高作用显著，但未有效提高民营企业经营业绩，造成了政府对制造业整体行业补助的低效率。     

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推进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以及绿色化方向发展。本文以2013—2022年上市专精特新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探究上市专精特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内部因素中,专精特新企业更高的经营效率、更高的人力资本以及CEO信息技术背景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业外部因素中,更高的行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更多的政府补助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更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则会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据此,本文提出应提高人力资本、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因地施策从而助力专精特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基于企业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分析

以我国创业板非ST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增加可以显著促进企业价值的提升。与此同时，企业创新投入对企业价值的构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果，政府补助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进而对企业价值的构建产生影响，企业创新在政府补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政府补助、企业创新投入及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能够为政府在未来发放研发补助方面提供一定的借鉴。     

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价值效应研究——来自概念炒作的证据

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外部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有助于帮助企业展现数字化转型进程并赢得市场关注。本文探讨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价值效应，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价值效应，不利于提升企业长期和短期业绩；企业掩盖转型疲软、获取资源、追逐热点和操纵市值的动机以及大股东获取私利动机强化了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的负向价值效应。机制分析显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增加了企业破产风险、降低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加剧了股票回报波动性、削弱了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从而产生负向价值效应。进一步，从投资者反应视角展开的分析显示，散户投资者无法识别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而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判断企业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真实可靠性。投资者尤其是散户投资者应重点关注信息披露中实际的数字化转型投入和成果部分，即企业实际做了什么，并辅以新闻媒体报道，最大化避免数字化转型概念炒作行为带来的投资风险。本文可以为监管部门针对性治理“炒概念”乱象和加强投资者保护提供经验数据和相关启示。     

数字经济背景下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问题及对策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下,物流企业的转型升级进入新阶段,通过数字化转型维持其竞争优势并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对我国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业务数字化、流程自动化和决策智慧化三个阶段的发展路径,结合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缺乏整体规划、标准化建设落后、专业化分工低和数字人才储备不足的制约因素,需要推动政府层面的整体布局,加快数字化公共平台建设,鼓励不同规模物流企业的差异化转型并促进数字化人才培养,进一步推动物流企业在实践层面的探索与变革。     

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促进还是抑制

CEO作为企业经营决策的核心人员，对企业变革与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目前鲜有文献关注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本文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经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基于此，进一步分析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发现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及产品市场竞争均正向调节CEO权力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研究结果明晰了CEO权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赋能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赋予CEO自主裁量权提供了经验启示。     

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数字化转型赋予企业新的发展动能，但能否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至今尚无明确的论断。以2015～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文本数据挖掘的方法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并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且这一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中更明显。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与降低代理成本来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因此，企业应积极运用新兴数字技术打造多元协调的治理平台，营造开放共享的公司治理环境；政府应加快出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扶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进行政策倾斜，强化数字化转型对公司治理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