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何以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

数字经济在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的同时,也对居民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重大影响。通过构建测算居民消费潜力的指标体系,使用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释放居民的消费潜力,这一促进作用对高收入、受教育程度高及东部地区居民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两种效应：一种是通过提升收入水平和推动消费方式革新促进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红利效应;另一种是通过扩大数字鸿沟阻碍居民消费潜力释放,即数字鸿沟效应。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对居民消费潜力的影响存在基于收入结构和教育经费的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论为制定相关政策以引导数字经济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缓解数字鸿沟效应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研究

在农村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繁荣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与促进农村发展提供了动力，而数字乡村建设为农户创业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在考虑和修正样本选择性偏差的基础上，采用内生转换概率模型（ESP）实证检验数字乡村建设的创业效应、异质性及其作用机制。“反事实框架”下的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具有显著的创业效应，使用数字终端农户的平均处理效应（ATT）为16%，在重新定义因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可以通过提高数字金融可得性与缓解信息约束的渠道助力农户创业；代际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终端对中青年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是优化农村创业环境，释放农户创业潜力的重要抓手。     

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村居民实现金融幸福，有助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总体富裕和共享富裕两个层面选取代表性指标衡量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水平，应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显著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而且对农村居民的总体富裕促进作用更显著；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升创业水平和增加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工具普及对数字金融素养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具有助推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农村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消弭数字鸿沟进而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升级与居民消费

居民消费是推动国内大循环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数字时代,探讨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居民消费的内在机理,然后基于248个地级市2011—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提升了居民消费水平,其中,产业升级是重要作用途径。（2）数字经济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提振作用大于农村;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群体差异,对东中部地区居民与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提升更为显著。（3）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为更好发挥数字经济对居民消费的积极作用,应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夯实消费基础;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升级,激发消费潜力;深化数字经济协调发展,补齐消费短板。     

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

数字贸易是驱动消费规模增长和提质升级的重要抓手。选取省级面板数据研究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整体上,数字贸易能够驱动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具体表现为品质消费规模扩大、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2)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会经历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趋势;(3)数字贸易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增长驱动消费质量提升;(4)不同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数字贸易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驱动作用更强;(5)数字贸易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一致,呈现出地区异质性。     

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跃迁与税收政策选择

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消费的转型升级更是成为驱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原动力.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呈现出数字化多元消费、差异化定制消费、体验式"新消费"和派生性延展消费等新型消费特征,极大地拓展了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空间.数字经济时代居民消费模式的改变对我国现行税制提出了挑战.基于税收促进居民消费质量提升的内在逻辑分析,结合国际税改趋势和我国现行税制改革重点,多维度提出促进居民消费质量升级的税收政策,稳定居民消费预期,延展居民数字消费空间,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城乡数字鸿沟与乡村振兴——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战略产生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011-2020年30个省市数据，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城乡数字鸿沟与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发展，且短期内表现为显著的负向影响，中长期这一负向影响有所减弱。此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会有效地弥合城市与乡村数字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探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城乡数字鸿沟对乡村振兴的负向影响也更加明显，与之相对应的乡村振兴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能力较弱，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情况正好相反。     

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各类群体的金融可得性,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呈现出西中东部作用效果逐渐升高的地区差异,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金融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消费增长、减贫增收等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

在传统金融模式下，融资约束制约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数字金融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采用2014—2018年中国中小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的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比传统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融资约束在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传统金融模式下受融资约束越强的中小企业（高技术产业中小企业、非国有中小企业），数字金融的技术创新促进效应越显著，进一步说明缓解融资约束是数字金融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路径；在制度环境质量较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也较大。此外，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但覆盖广度的影响不显著，单纯的数字金融使用数量增加并不能有效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因此，应积极推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致力于缓解和消除传统金融模式下的融资约束；改善制度环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促进技术创新的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科技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影响机理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为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及驱动机制，基于我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并结合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新型城镇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这种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分维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起促进作用，而数字化程度则不利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基于此，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激发区域科技创新活力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大学生数字鸿沟及其对网络政治参与影响研究

文章在阐述了大学生数字鸿沟及网络政治参与的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大学生数字鸿沟两层结构,详细分析了大学生数字鸿沟产生原因及其对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并就如何弥合大学生数字鸿沟。确保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正常、有序进行,提出了整改措施。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数字消费金融激发农村内需潜力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庞大，是数字消费金融发挥作用的一片“蓝海”。当前，农村消费市场已逐渐形成以农村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电子商务平台、网络分期购物平台为多元主体参与的、多种模式共存的服务格局。但仍存在产品同质化明显、应用领域较少、供需不适配等问题，农村内需潜力有待进一步释放，消费金融行业融资困境尚待解决，需警惕合规风险。数字消费金融作为农村消费的“助推器”，能够通过激发农村居民消费能力，拉动内需增长。本文通过厘清数字消费金融激发农村内需潜力的赋能路径，即一条直接路径与三条间接路径，探索出未来使用数字消费金融助力释放农村扩大内需战略的可行措施：促进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持续壮大农村消费市场规模；加强农村金融产品与消费品供给能力，实现供需适配；进一步提高消费金融机构的风险抵抗能力；进一步完善农村消费政策体系，促进数字消费金融健康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金融化与技术创新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索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企业金融化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投入之间表现为遮掩效应,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产出之间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且该部分中介效应机制主要来源于短期交易型金融资产;在非国有企业、非国际四大审计的企业以及融资约束高的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企业金融化促进企业创新产出的效用更加显著。     

新发展格局下数字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

基于2016—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通过构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研究数字金融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通过总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总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方面对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第二,通过局部效应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创新驱动以及民生共享方面对于池州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绿色环保方面存在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在结构协调方面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基于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运用熵权法对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对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数字金融、技术创新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数字金融能有效驱动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机制上表明数字金融可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传导机制促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长三角不同区域数字金融作用于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异质性,其中对安徽省作用效果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