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研究——基于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的分析

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因此,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通过运用Grubel和Lloyd(1975)与Greenaway,Hine和Milne(1994)的方法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进行界定,并使用面板数据的随机效应模型,分析得出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的国家特定因素有国家要素丰裕度差距、可持续发展差距和平均市场规模,而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的产业特定因素因国家不同而存在差异。     

非正式制度对农村集市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

发展良好的农村集市能够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化的进程,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但现阶段农村集市的运行效率极其低下,非正式制度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文章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在农村集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并阐述了非正式制度在农村集市发展中的影响机理,最后得出了相关结论。     

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算了1999—2017年中部六省的碳排放效率,分别计算了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高级化指数,利用耦合协调模型考察了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优化的耦合协调度,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耦合协调度较低,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处在中度失调和中度协调之间,但有明显上升的趋势。人力资本、财政支出对中部六省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协调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环境规制、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的作用。人力资本对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耦合协调度有正向作用,而外商投资、人均资本、制度质量和能源结构产生了抑制作用。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否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基于IO-SDA模型的分析

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在给我国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使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基于1992-2012年中国进口（非竞争型）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从经济发展方式的三大内涵出发,运用IO-SDA模型构建全面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9个变量,对经济发展方式各构成因素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影响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期内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显著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主要原因在于能源强度的降低,其次为能源结构的变化及二、三产业内部结构的优化,但中间投入结构、最终需求结构、制造业结构、三次产业结构、进口率等因素的变化均不利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的降低。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实现碳减排目标的政策建议。     

高铁网络、城市碳排放强度及空间溢出效应 ——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证据

基于2006—2018年长三角地区的城市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SNA)、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和空间杜宾模型(SDM)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高铁开通及高铁网络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随着高铁网络的完善,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越高的城市碳减排效应越明显;(2)高铁开通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了碳排放强度;(3)高铁开通提升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在开通高铁的城市中,度数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更高的城市对周边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产生了更显著的提升效果,这表明碳排放可能在高铁网络中发生了转移。     

不对称性减排增加了中国碳密集型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吗

基于2005—2015年中国与欧盟28国（EU28）19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京都议定书》执行期间不对称性减排是否导致中国对欧盟碳密集行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增加进行实证检验,以验证欧盟对中国“碳泄露”作用机制的存在性。克服内生性后的实证结果表明：欧盟对中国的“碳泄露”作用机制仅存在于在高碳排放行业中,但整体出口工业行业与低碳排放行业并不存在显著的碳泄露作用机制;研究期内中国工业行业内部研发活动的增强有效促进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提升,但工业行业企业规模的增加对比较优势的作用并不明显,企业尚未形成规模经济,进口关税水平对工业行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效应同样不显著;研究期内中国工业分行业资本劳动比逐年递增,但资本深化进程中的技术选择偏差导致资本劳动比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不显著。     

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国际化扩散趋势与对策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采，西方国家的一系列社会运动加深了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极力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建立和实施，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政府也开始积极倡导社会责任标准在全球范围内的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国际化扩散趋势日益明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应该对此有正确认识，积极改进，沉着应对。     

中国对欧盟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基于中国“污染避难所效应”的再检验北大核心CSSCI

运用2005—2016年中国对欧盟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基于比较优势对一国国际贸易专业化分工的引擎作用,从两个维度验证中国与欧盟的贸易是否存在"污染避难所效应",结果表明,中国对欧盟具有出口比较优势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均不高,"污染避难所效应"尚未在中国实际凸显,但工业行业碳密集型程度与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分别对其出口比较优势具有显著的正向与负向影响,故在中国工业行业发展的现实状况下,即使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目前尚未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也面临"污染避难所效应"的潜在威胁,须引起重视。为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在中国产生,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推进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培育低碳导向的产业共生系统,以降低各行业的碳密集型程度;二要改革政绩考评导向、优化政府环境规制结构,协调消费、生产与碳减排的关系,以进一步加大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并强化执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