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股权投资视角

以2013—2021年进行对外股权投资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股权投资视角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持股方式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比较了上述影响在不同投资目的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海陆邻国与非邻国)企业中的差异。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股权投资能够显著提高自身创新水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持股方式为间接持股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得到显著加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投资目的国为发展中国家和非邻国时,“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针对不同类型的专利,“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持股方式无法显著调节“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用新型专利产出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上市企业“走出去”

本文基于2014年我国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以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一带一路”政策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升了参与企业的出口意愿和出口深度,这种积极作用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创新水平实现,并且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外向型节点城市、民营产权以及配套性支持产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企业的国内业务发展和邻近地区企业的出口活动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有助于企业经营绩效改善和就业规模扩张。     

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经验分析

中间品进口可以通过利用他国优质资源和技术溢出效应强化自身的资源和技术优势,进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一国在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中的网络特征（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会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全球中间品进口网络非均质化使一国的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也会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生显著影响。以2007—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1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矩阵并进行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样本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上趋于上升,且各国间的差距趋于缩小,与此同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的联系和密度增强,各国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总体上也趋于提高;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其中技术进步具有调节效应,进口国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强化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特征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样本国家区域中间品进口网络集约性和广延性提高对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促进效应具有时空异质性,该效应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更强,在“一路”沿线国家比“一带”沿线国家更显著。因此,应继续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吸引更多经济体积极参与,并通过整体网络的优化升级和个体网络特征的改善来促进沿线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同时,要进一步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并加快整体技术进步,以强化和提升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而有效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贸易引力、社会嵌入与文化产品出口——来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综合社会嵌入性理论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将贸易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层一变量,将社会嵌入性理论中的认知、关系、结构、文化和政治嵌入作为层二变量,采用多层统计分析工具,运用2002年～ 2014年中国与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核心因素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多由各国的社会嵌入性因素造成;GDP、贸易条件、科技应用水平以及认知、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还兼具间接影响;文化嵌入会削弱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结构嵌入能增强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削弱科技应用水平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因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     

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出口产品的经验分析

由于受到出口成本的约束,一些中小企业和低效率企业会选择通过贸易中介间接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贸易便利化有效降低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促使一些间接出口的企业转向直接出口,贸易中介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贸易中介角度对贸易便利化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尤其缺乏其异质性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改革会降低国外企业对其出口产品的门槛,弱化贸易中介在出口贸易中的作用,使出口国间接出口产品的比重降低;由于制度变迁的经济效应通常呈现递减趋势,对于间接出口占比较高（贸易相对不便利）的目的地和出口产品,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更为显著。利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等,以2007—2015年中国对近150个目的地出口的约4700种产品为样本的分析表明,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对其产品出口额（量）中间接出口的占比,导致中国产品出口贸易中介作用下降。进一步设置若干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的虚拟变量,通过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影响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异质性,结果表明,相对来讲,贸易不便利、收入水平较低、发展水平较低、未与中国签订FTA、不属于“一带一路”地区的样本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对中国产品间接出口额（量）占比的负面影响更大,必需品、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特别贸易关注产品的间接出口额（量）占比在目的地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时下降的幅度更为明显。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拓展和深化：一是探究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目的地异质性和出口产品异质性,拓展关于贸易便利化经济效应的研究视角;二是以中国的出口产品为研究样本,为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贸易中介作用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提供经验证据,有助于深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认识。本文的研究揭示了目的地贸易便利化对出口贸易中介作用的弱化效应及其在目的地类型和出口产品种类上的异质性表现,可以为新发展阶段贸易中介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路径指引和策略启示,进而促进贸易中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人民币汇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分析——基于外贸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

全球变暖已成为影响全人类的主要气候问题，通过调控汇率助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基于2005—201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汇率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机制及外贸发展水平在其中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可以显著减少碳排放量；(2)存在“人民币汇率—外贸发展水平—碳排放量”的中介效应机制，汇率抬升可以经由降低进出口总额来减少碳排放量；(3)产品和贸易结构的差异使上述效应存在南北省份的区域异质性，进出口总额在北方省份仍表现为汇率影响碳排放的中介渠道，但南方地区该中介效应则不显著。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马来西亚中东政策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身份与政策视角

作为典型的中等强国、温和的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在国际社会中能担当示范性角色。马来西亚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枢纽国家,中东是“一带一路”的交汇地,二者都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中发挥关键性作用。马来西亚中东政策与其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有着共同目标,本文拟从身份与政策视角出发,分析马来西亚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落地的能力、意愿和局限,进而具体探析马来西亚中东政策对“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落地可具有的推动作用,最后分析中马合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可能性。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因素识别及实现路径研究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强度是推动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由之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00—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融合LMDI分解法和计量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国家能源强度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整体能源强度降低的关键，国别增长结构抑制了整体能源强度的降低；(2)沿线国家能源相对价格的提高在整体上降低了国家能源强度水平，且存在区域禀赋差异，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中东和北非地区、能源进口国家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更显著；(3)空间互动方面，能源相对价格提高在降低本国能源强度的同时会提升邻国能源强度；(4)数字化水平调节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强化了能源相对价格提升的能源强度降低效应。     

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农产品贸易问题研究——以中亚五国为例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深化与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现实需要。通过“农产品贸易”深化我国与中亚五国的互联互通,是符合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方向,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举措。中亚五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针对我国与中亚五国在农产品贸易的现状,相关部门应以“畅通贸易”为目标,以中亚五国农产品贸易问题为抓手,采取革新合作模式、增加出口种类与数量、发挥经贸组织作用等策略,促进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     

外资进入是否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基于产品空间演化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演化视角，理论推演和实证分析了外资进入与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外资进入促进制造业产品升级，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同时通过产品密度传导产生正向的中介效应；外资进入速度倾向于正向调节直接效应而负向调节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制造业产品升级路径具有双重影响，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产品“得势”，还推动了现有优势产品“失势”。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自贸区升级协定的贸易效应研究——来自中国—东盟的证据

立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协定的现实背景,本文梳理了升级协定影响域内外贸易的内在机理,并利用1999—2018年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在总量贸易层面上,升级协定会显著促进中国的域内出口,但对域内进口影响不显著。异质性检验表明,中国域内出口促进效应对小型、低收入、高贸易依存度的国家以及SITC目录下第4-9类产品影响更为显著。在域外进口效应上,研究发现升级协定使中国的域外进口显著增加,对东盟的域外进口影响不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贸易成本是影响中国域外出口的中介变量,中国域内出口和收入水平则是影响中国域外进口的重要渠道。     

面向“一带一路”国内外语人才培养创新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内高校在外语人才培养上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本文分析了我国目前面向“一带一路”倡议外语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创新地思考“一带一路”倡议下外语人才的培养体系,探究国内复合型外语人才发展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