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流对广东经济增长影响的VECM模型

本文根据协整理论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利用广东省1978年到2008年的年度经济数据,实证分析了物流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其进行双向因果关系的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货运周转量对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单向促进作用,而物流信息技术与广东省的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     

FDI引进质量对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通过对2002～2007年间的地区和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在2002～2007年间,FDI对我国三大区域和工业行业内部有正的技术外溢,但中部地区和劳动密集型行业获得了更大的技术外溢效应。因此,今后东部地区工业行业的引资应偏重技术差距较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西部地区暂时仍应以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的引进为主。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以科布-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对就业影响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就业产生正面的直接效应的同时,也产生了负面的间接效应,并就其成因进行简要分析,提出相关的建议     

FDI的人力资本效应分析

FDI的人力资本效应是FDI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其主要通过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研发机构、教育系统和在职培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产生。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也会促进FDI技术外溢的吸收,促成东道国实质性的发展。     

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

运用中国2001—2012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和产业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第二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明显,但不利于我国的第三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要利用有利时机,加大FDI进入第三产业的倾斜性政策导向力度;加强改革,加大第三产业对FDI的开放力度,发挥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     

FDI对中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一道格拉斯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的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FDI流量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都产生了较明显的正面作用,且对东部地区的就业效应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存量则对中国就业的数量和质量产生间接的负面效应,而对东、中西部就业数量的总体就业效应为正,就业质量的总体效应为负.因此,应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的流向分流引导,进一步加快国企改革,提高技术水平和竞争力.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高房价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经验证据

通过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我国30个省（市、区）的房价与产业集聚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产业集聚水平的高低对房价有着显著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当地经济增长和个人工资而间接影响房价。因此,将更多产业引向中西部地区或中小城市,增强其人口吸聚力,以缩小城市和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差异,可一定程度抑制部分城市房地产过热、房价过高。     

中韩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RCA指数和TC指数,测算了中韩两国总体和部分行业的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结论是:中韩两国是以劳动和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传统服务贸易为主。今后我国要在优势互补、大力发展两国服务贸易的基础上,采取相应对策,增强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国际竞争力。     

FDI对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就业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得出FDI对东、中、西部地区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正面的直接效应和负面的间接效应.针对此提出应大力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在地区的流向按技术层次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分流;完善外资企业工资的立法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