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社会人”的逻辑关系及当代意义

关于人性假设的理论众说纷纭,典型的有“经济人”和“社会人”假设,但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全面地解释进行各种活动和处在社会网络中的人,鉴于此,两者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方法论、人的属性和人的需要等角度来阐述“经济人”与“社会人”只有互相补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才能给人性提供某种完整的描述。“经济人”和“社会人”两种人性假设的有机结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夺权”闹剧

不久前接到以前同事李琦的电话，尽然感到亲切。而当2004年初我因为他的“逼宫”被迫离开全身心热爱的岗位时，我的头脑中充斥的对他的词汇是“阴谋分子”、“小人”之类。那时候我想，他若失败了，就是报应。     

论“以直报怨”的客观现实性

对待坏人抑或是不道德的行为，人们通常面临三种选择：一是“以怨报怨”．也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用这种方法来教训那些办坏事或破坏规则的人．他们吸取了教训或许会改辕易辙：二是“以德报怨”。你对我搞阴谋诡计，我仍旧对你友好。基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也让他打，用这种胸怀和博爱去感化对方，让坏人也能变为好人；三是“以直报怨”。用正直的方式对待破坏规则的人和干坏事的人，要直率地告诉对方，你什么地方错了。比如，出租车司机多收费，“以怨报怨”就是拒绝付款；“以德报怨”就是再给他一笔小费；“以直报怨”则仍按规定付款，但要告诉对方他犯了规，以后改正。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人”与“技术”的配置平衡

企业知识管理中“人”与“技术”的平衡。平衡“技术”与“人”的因素，选择有效的知识管理策略，已经成为当前企业实施知识管理战略的紧迫问题。     

浅谈我国现阶段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一、“依法治国”必须与“以德治国”密切结合 “德”、“法”之争，古已有之。我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围绕着“德治”与“法治”，“礼治”与“刑治”，“王道”与“霸道”，“仁政”与“暴政”的争论异常激烈，直到今天这种争论仍然存在。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德治”，提出要“为政以德”；但孔子也曾提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法治”，提出要“以法为教”，但韩非曾提出“誉辅其赏，毁随其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的原则，强调道德舆论的毁誉必须与法的赏罚相协调。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德主刑辅”的思想。认为“刑者德之辅”，“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而苟子则认为但靠赏庆刑罚不能尽人之力，教化不足万能的，主张教与诛、礼与刑相结合。总之，古人在如何处理德刑关系上，主要有“德主刑辅”，“刑主德辅”，“德刑结合”几种观点。事实上，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相互作用。     

“人”的消解与“人”的重构

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近现代以来都存在着一个关于“人”的消解和重构的课题,并且其内容既有相当大的区别,又不无相通和一致之处。我们今天关于“人”的消解和重构的任务含有两个分属不同时代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如果说第一个层面是在“重复”西方近现代人本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的话,那么,第二个层面则具有了真正普遍的时代(当代)意义,完全有资格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话。而这一对话在我们的人学研究中亦将表现为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人学研究的近现代思考维度与“当代——未来”这一思考维度的对话。     

“文革”中应运而生的法式“毛主义”

中国20世纪的70年代被认为是一个荒唐的年代,疯狂的年代。“晚年的毛泽东”被官方定性为“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文革”期间的毛泽东思想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阵思想狂潮。在“马克思主义”的百年思想史上,毛泽东思想（Maoism）是唯一受到广泛承认的中国人的贡献。尤其在法国的“五月风暴”之后,毛泽东主义和中国的“文革”随着激进分子的革命浪潮被卷入了法国。但是,带着对东方乌托邦的幻想隔岸观战,法国人所认识的“毛主义”是一种带有法国政治文化烙印的法式毛主义。     

论“和谐社会”与“以人为本”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以人为本”的人的全面发展观,这二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和谐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环境支持,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社会的和谐进步。在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这两个概念已经被提升到了治国方略的高度,但现实生活中,不和谐、不以人为本的情况仍大量存在,究其原因,既有制度上的问题,又有中国社会各阶层差异性不断扩大所导致的各种矛盾等问题。如何实现二者的现代化结合,对于新时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不断体现马克恩主义强大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有着重要意义。     

公正:社会和谐的基石——解读“十六字心经”的启示

“十六字心经”对后世影响极大,笔者从对他的释疑开始,认识到“心经”对“危微之心”的重视,是为了“执中”;而礼法“同心”才能最终实现“公正”,达到“和谐”。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解读“心经”,挖掘其“中”的原始深意,以便更好的为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服务。     

“仁”、“义”、“礼”的日常实践：“关系”、“人情”与“面子”——从“差序格局”看儒家“大传统”在日常“小传统”中的现实定位

“仁”、“义”、“礼”的儒家思想之“大传统”,与日常生活中的“关系”、“人情”、“面子”之“小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衔接性与紧张性。就“差序格局”而言,人伦“关系”网络以“仁”作为最高价值理念,其中以工具性资源为主的“人情”实践本质上即为“义”“利”混合的施报过程,以象征性资源为主的“面子”实践则具有比较明显的依“礼”行事之形式主义的“正名”特征,从而形成了工具差序性特殊主义之“人情”实践与象征和合性普遍主义之“面子”实践的糅合。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则可以比较清晰地区分为特殊主义之“情感性关系”与普遍主义之“工具性关系”的不同关系类型。     

“学平险”保险公司进退维谷

不久前，中国人寿保险公司北京市通州区公司接待了一位自称是律师的张姓男士。这位“张律师”称，保险公司的教育局用行政命令向学生统一收取学平险保费，违反了“保险法”，他要请有关媒体给予曝光。不过，如果保险公司能给他50万元，那在这个他说了算的通州区，可以保证保险公司随便收保费，媒体既不会来曝光，学生家长也不会去告状。“张律师”自然没拿到他想要的50万元，于是，他以通州学生的名义到处散发传单，要求家长联名告保险公司收费的状。一时间，一些不明就里的人愤愤不平，甚至有家长到保险公司要求退保。     

领导干部的“养气”辩证法

人与人有个气场,气场内的人互相成就或干扰对方的性格发展。与不同的人在一起有不同的感觉,会令你有不同的表现。气场是一个人各种“气”的综合的、外在的表现。它的本质是一种关系。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就是指人与宇宙的关系。一个人要“养气”,就要处理好人与己（灵与肉）、人与人、人与天地（环境）的关系。领导干部要“养气”,就要把握以下的辩证法。     

“严”“实”当头谋事做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三严三实”的要求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明确了党员领导干部的修身之本、为政之道和成事之要。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增强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才能在深化“四风”整治,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在守纪律讲规矩、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在真抓实干、推进改革创新发展上做出应有的贡献。     

对“道法自然”与“敬畏生命”伦理思想的解读

“敬畏生命”是史怀泽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当代世界绿色运动、生态伦理的重要思想来源。“敬畏生命”伦理思想认为,人的存在不是孤立的,而是有赖于其他生命和整个世界的和谐,任何生命都有平等的存在价值,因而应平等对待各种生命。通过与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相比较,可以显现出史怀泽“敬畏生命”理论的普遍人性基础及其和道家“道法自然”思想的现代价值。     

“无知”CEO的“不知”经验

精明的“不知经理人”的工作便是将注意力从“已知”转航剑“未知领域”，真正做到“不知胜知之”。[编者按]     

“白菜碑”下悟“味”“色”

“五一”长假期间,去了江西铅山县一趟。由县纪委有关同志指引,观看了古人建造的“白菜碑”。经人介绍,方知这座“白菜碑”有着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对今日党员干部如何走好人生路有重要启迪。这座“白菜碑”,是明代万历年间江苏省句容县人竺继良出任江西铅山县令时建造的。     

“称职”比“职称”更重要

周士君在《中国改革报》2003年9月24日发表文章,指出:对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来说,职称往往拥有一种“品牌效应”,甚至成为其学识、资历和能力的总称。但在深圳,职称所拥有的诱人光环却在渐渐地失去其原有的魅力。据2003年9月8日《晶报》报道,该市共有54万专业技术人才,而去年全市共受理各级别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请6400多人,其中属于企业的仅占35％左右。从今年开始,深圳市逐渐深化职称改革制度,并将引入行业协会、中介机构参与职称评审工作。职称日渐被人们冷落,恐怕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企业用人机制转变的必然结果,即人才是“低级”还是“高级”应由市场认定,并让其贡献说话。     

“人性假设”与企业文化

社会化中的“人性假设”以及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程度是企业化的最深层的价值观念基础。不同的社会化蕴含着不同的“人性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预设着不同的企业化。大陆的企业化建设不应盲目照搬西方企业化的模式和理念，要从东方固有的“人性假设”出发。     

诗话“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是我国人民特别是文人向往的理想社会，稍加留意，便可从诗文、典籍中，见到人与人、人与畜禽、人与大自然“贵和”以及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的描述。     

亦谈历史“周期率”

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在他著的《八十年来》一书中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家，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个不用心，没有一个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历时长久，惰性发作，无法扭转，所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他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历史的“周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