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２００２-２００８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２１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公共支出、经济增长与贫困——基于2002—2008年中国贫困县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支出可分为一般性公共支出和专项扶贫支出。根据2002—2008年中国贫困重点县的相关数据建立回归模型,实证模拟21世纪以来政府一般性公共支出、政府专项扶贫支出、农民自筹生产支出等各自对贫困县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的贡献情况。实证发现,政府专项扶贫支出按类型看,扶贫发展资金绩效最好,贴息贷款绩效最差。专项扶贫支出按投向看,投向基础设施建设的效果不显著。一般性公共支出投向农业、科教对经济增长和减贫的作用都显著正相关。必须及时调整政府公共支出的投资方向与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公共支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减缓贫困的作用。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反贫困理念的重构

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贫困及反贫困问题的研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本文提出,当今的“贫困”已逐渐从衣不裹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进一步发展到基本解决温饱的相对贫困;从缺乏必要的物质财富的狭义贫困发展到就业、健康、教育、社会参与等基本权利丧失的广义贫困。反贫困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必须从被动的“救济”,转向注重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坚持以人为本、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举的理念。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教育精准扶贫中乡村教师角色价值探析

扶贫必扶智,扶智必扶教育,扶教育必依教师。乡村教师的教育扶贫角色价值体现为其对贫困地区教育贫困信息的精准拥有和教育贫困处境的切身体验。推动"扶教师之贫"与"依靠教师扶贫"的价值共生、构建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贫困信息多元化收集与应用机制、建立家校联系经费投入制度和教师家访的补贴奖励机制,是发挥乡村教师教育扶贫价值的有效路径。     

教育扶贫是实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的根本措施

精准扶贫是我国当下和未来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教育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贫困地区的"脱贫攻坚"的现状和问题主要表现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建设与发展被忽视,教育财政投入与政策倾斜存在一定的重复现象和粗放问题,进一步聚焦教育则突出体现在贫困地区学前教育严重不足、义务教育阶段小规模学校建设不达标、高中阶段教育普及与结构不协调、民族地区"双语"教育衔接不畅,师资配置结构性短缺,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仍存在问题。必须面对这些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并实行重点攻关,提升教育发展水平,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和全面脱贫的目标。     

教育在扶贫脱贫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教育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之一。教育不仅是摆脱贫困的关键途径,通向幸福生活的主要通道,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同时还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在扶贫脱贫过程中,必须发挥好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持续性作用。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与教育发展、教育扶贫相关性分析——以湘西州为例

选取湘西州2005~2015年财政收入(FR)、教育支出(ES)和教育资助(EA)等进行相关性、方差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湘西州财政收入与教育支出、教育资助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9925和0.7666,说明湘西州财政收入、教育支出和教育资助密切相关;湘西州财政收入和教育支出的协方差为673.6248,湘西州财政收入和教育资助的协方差为13.6706,说明湘西州财政收入和教育资助相关性小于湘西州财政收入和教育支出相关性;通过财政收入与教育支出、教育资助协整性分析,LFR和LES序列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湘西州财政收入和教育支出密切相关;LFR和LEA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说明湘西州财政收入和教育资助关系不明显。最后我们提出湘西州促进经济发展、教育发展和教育扶贫建议。     

农村长期贫困与教育改革

教育是农民摆脱贫困的重要力量和工具.但是,我国农村长期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相对滞后,并且因为教育体系和培养目标与农村实际不符、教育投资不足和当前愈来愈严重的"教育不公",使教育的减贫作用无法发挥或者正在减弱.因此,教育改革是实现长期贫困人口脱贫的内在要求;农村教育必须在培养目标、学级构成、投入体制和教育扶贫体系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和完善.     

中国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对比研究

在2008—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及Logit二元选择模型,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城乡家庭代际贫困流动性进行测度,对比分析了城乡家庭之间代际贫困流动性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城乡家庭整体代际贫困流动性不断降低,并且农村家庭的代际贫困流动性普遍高于城镇;第二,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日益成为城乡贫困家庭子辈跳出贫困陷阱的关键;第三,农村医疗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父辈的健康水平依然是子辈摆脱贫困状态的制约因素。结论是改善贫困地区教育和医疗条件,能够促进城乡贫困家庭提高收入水平,增强不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     

我国贫困地区缘何贫困

贫困问题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对贫困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寻找答案，研究和制定出脱贫致富的良策。我国贫困地区固有的、恶劣复杂的自然条件是导致其贫困的前提，落后的传统观念则使基无法同贫困。国家对其投入不足和自然、社会、经济等环境差是其贫困的外因，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生产方式是其贫困的内因。     

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研究

探究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分异结构,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综合评价体系,并借助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和Arc GIS地理信息软件,测算出环京津贫困带的三维度系统空间分异地图,分析结果发现:环京津贫困带27个县的空间贫困分异显著;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系统的贫困叠加会削弱或加重综合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精准扶贫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调控策略。     

贫困与制度

导致贫困的制度因素有三个：劳动资料的权利剥夺、小块土地制度和歧视性隔离制度.为此要建立一个能从经济成果充分体现出劳动者对劳动资料整体所有的新型国有企业制度;大力发展农业,坚持土地公有化方向不动摇,在土地国家所有基础上通过合作化的渠道逐步实行工厂制度,开创企业化、社会化的农业新时代;通过制度创新使国家制度能够融进人格平等的穷人利益、要求和呼声,使制度对穷人的道德关怀转化为经济和政治的全面关怀.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西藏贫困户视角

研究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利于针对性地改进扶贫举措以提高贫困户的满意度。文章基于西藏深度贫困地区1091份样本，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剖析贫困户对精准扶贫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研究发现:西藏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户对精准扶贫的总体满意度水平较高；精准识别、产业帮扶、驻村帮扶、易地搬迁的满意度水平有差异，但都对精准扶贫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驻村帮扶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精准识别；同时，精准识别、产业帮扶、驻村帮扶、易地搬迁相互影响。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提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期间，要充分发挥激励机制，加强驻村干部的选派，继续做好驻村帮扶；加强对易返贫人口的识别监测以防止返贫；妥善解决易地搬迁户的生产就业问题；加强产业帮扶针对性，努力提高产业帮扶效果。     

中国精准扶贫、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

文章从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内涵、瞄准机制和政策思考三个维度对精准扶贫做出了阐释。文章着重分析了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的相关内涵及其内在逻辑联系;并且对扶贫瞄准机制的演化过程进行了梳理刻画,以史为鉴,瞄准问题,着力解决。政策方面从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贫困县审查退出机制、思想教育等方面进行思考调整,以确保我国稳准好地实现2020年全面脱贫的目标。     

城市化、不均等与贫困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巨大的结构转型与高速经济增长,以及贫困人口数的下降和不均等现象的上升,城市化无疑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城市化对地区间、城乡间的不均等以及城市和农村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城市化能有效减少农村和农民工的贫困,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城市劳动力市场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化与城市贫困正相关,关键原因在于农民工与城市工人之间的就业竞争和政府扶贫政策的失效.提出一个对农民工没有歧视的、更具包容性的政策组合可以构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双赢策略.     

农业的产业性贫困趋势

在农业生产能力满足稳定需求水平后，弱迂回生产方式和农产品刚性消费特征使农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呈现出贫困化趋势。因此，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停留在农业领域与农村范围。只有遵循新古典经济学规律，避免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实现劳动力与资本分布的一致性，并且补贴剩余农民的农业生产，才能切实解决农民收入相对低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