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看待跨境资本流向问题

近期,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关注很多.各种消息似乎正释放出资金抽离中国的事实.另外,很多外国企业不断撤离中国的消息也屡见报端.《经济学人》日前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大陆超过16％的富人已移民海外,或是正在办理移民手续,44％的人准备离开.一些富裕家庭出于安全和财富管理的考虑,通过各种方式将本币资本变现为外币资产,转移资金.     

跨境非法资金流动监测任重道远

即将出台的“移民个人合法资产对外转移”的有关政策．对涉外资金监控的有关部门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一些非法资金可能混杂在合法资金中逃离出去。如何监测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过程中的跨境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防范和降低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部门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民币在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改革条件和进程

资本账户开放的涵义是取消资本账户管制或者称为资本项目可兑换，取消对跨国资本交易及与之相关的跨境汇兑转移的限制，取消歧视性的货币安排，消除对跨境资金流动直接或间接的限制，最终实现一国货币的可兑换。资本自由化的贸易是不现实的，开放的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一体化迫使各国不得不开放本国资本市场，开放资本账户。     

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如何影响中国跨境资本流动?

本文揭示了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机制,并以美国为外部经济代表,基于1998年第一季度至2018年第一季度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跨境资本流动波动主要来自短期资本流动波动;分类看,其他投资波动较大;方向上看,流入波动要大于流出波动。(2)利差、汇差、资产价差(股指变动差异和房价变动差异)是影响跨境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汇差和资产价差对短期资本流动影响尤甚。(3)内外部金融周期差异变动对资本流入的影响比对资本流出的影响更明显。(4)近年来,利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减弱,汇差和资产价差对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增强。结果说明,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要关注其他投资资本流动大幅波动风险,同时注意防范汇率和资产价格波动共振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     

监管难点：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合法性审核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曾在公开场合舯了这样一个信息：“移民资产合法对外转移”的具体办法也有望于今年出台，简短的话语带给了大家广阔的想象空间：为什么要出台这个政策？什么样的资产可以转移？资产的合法性如何确定？移民包括投资移民吗？尤其是我国一些准备投资移民的富人群体更是将其看成极大的喜讯。同时有部分人则对新政策表现出了担忧：这是否会让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将不法资金鱼目混珠，以合法渠道汇出去。随后大家从一些媒体得知，即将出台的政策不包括投资移民投资款项的汇出时，又都表现出疑惑不解。即将出台的新政策真可谓是还未露面已激起千层浪。     

我国长短期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实证分析

跨境资金流动是指一个经济体资金流出与流入的状况，参照金德尔伯格（1985）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定义，可以把跨境资金流动划分为：贸易性、转移性、生产性和金融性。其中，贸易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由货物和服务贸易而产生的跨境资金流动；转移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资金单向的转移，不涉及归还或偿还；生产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通过投资实体经济，获取长期股权投资、债权投资、贷款收益等；金融性跨境资金流动是指包括套利性、保值性、投机性在内的短期资本流动，即俗称的“热钱”。     

个人财产对外转移政策出台之后

移民财产转移和遗产转移是资本项目交易的两项基本内容，发达国家对这两项交易基本没有限制，部分发展中国家也放松乃至取消了限制，或有明确的审批规定。过去，中国只允许移民将其境内资产产生的收益购汇汇出或携带出境，其他资本转移项目交易是严格限制的，由于资产的本金部分不能转移，导致个人合法财产出现“非法转移境外”的现象。这不仅没有实现保障国家资本安全的初衷，而且个人通过非法途径将财产转移出境，不仅风险大，有的还增加了成本。2004年11月，人民银行发布了《个人财产对外转移售付汇管理暂行办法》，有媒体评价“适当放松这方面的管制成为中国内地对个人财产转移管理的一项重大突破”。     

新形势下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研究

资本跨境流动具有两面性,既可推动国际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灵活配置和全球经济增长,跨境资本又具有逐利性、顺周期和易超调等三大特点,短期内跨境资本大规模无序跨境流动又对经济金融带来较大冲击.面对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持续影响,以美国为引领与示范下的各国均采取了较为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和恢复市场信心.目前我国监管重点主要是与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背离的投机性交易,短期投机资本的趋利性、境内外利差和资产价格诱惑力较大,中国将会吸引更多的跨境资本流出入.对此,我国应运用宏观调控、监管干预和市场行业自律等科学方法,来管理和控制跨境资本无序流动和风险聚集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     

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及预警机制

本文首先基于新兴经济体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因素。发现：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会显著增加各类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经济周期上升能显著吸引跨境资金流入，金融周期差会显著减少其他投资净额——即金融周期背离时跨境资本会通过其他投资项目流出。其次，以probit面板模型构建了跨境资本流出风险预警系统，结果显示，对于新兴经济体，经济周期上升期会显著减小跨境资本流出风险；与美国的金融周期差、金融开放与发展水平上升、全球经济风险、浮动汇率制会增加跨境资本流出风险。最后，本文研判了近期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风险，认为人民币跨境资本外流的风险整体可控，但是伴随中美金融周期出现背离和外部风险上升，我国其他投资项目可能出现较大波动，应引起关注。     

“双支柱”调控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资本账户开放使跨境资本流动规模与频次提升，由此可能造成金融风险跨境传染。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288家商业银行年度数据，探究“双支柱”政策框架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流动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相对于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对城商行和农商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紧缩的宏观审慎政策均能够缓解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跨境资本其他投资会显著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跨境直接投资与间接投资对银行风险承担不具有显著影响。     

跨境资本流动、银行风险承担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分析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影响的理论机理，并运用季度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显著提高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二，不同结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不同，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而证券投资资本流动则明显增加了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第三，跨境资本流入通过增加银行信贷规模、提高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提升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而跨境资本流出则通过减少银行信贷规模、降低银行信贷客户集中度这一间接效应抑制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但也通过直接效应提高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且直接效应高于间接效应，从而提升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跨境资本流动-信贷规模/信贷客户集中度-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有效。     

宏观审慎政策调节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有效性——基于银行稳定性视角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0—2018年中国236家商业银行微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境资本净流动对银行的稳定性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以直接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并不显著,以其他投资为主要形式的跨境资本流动对商业银行稳定性产生负向影响。通过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综合指标与各类跨境资本流动的交乘项分析发现,逆周期调节政策会削弱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同时也会减弱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正向效应。在应对直接投资流入时,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在应对间接投资流入时,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效果更好。     

加快推进我国证券投资和资本市场开放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证券投资和资本市场开放取得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选择合适的路径推进我国证券投资和资本市场开放,这对于促进境内资本市场发展、满足境内机构和个人跨境投资需求、构建证券投资项下跨境资金双向流动机制、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文章主要就推进证券投资和资本市场开放的目标和路径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对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了分析,并对风险防范措施提出了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时变特征——兼论国际间“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建构

文章深入探究不同类型跨境资本流动影响通货膨胀的传导路径以及时变特征。研究发现,通货膨胀率与跨境资本流动之间显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由于大量流入所引发的累积效应,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重拾对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影响;而2001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宏观经济紧缩效应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近期证券投资流入也重拾对总体物价水平上涨的影响,但2000年开始对外证券投资对物价水平的推升作用比之前明显减弱;受外部经济状况变化的影响,并通过;12率、货币供应量以及实体经济增长等较为复杂的传导机制,跨境金融机构借贷资本流动对国内通胀率不存在显著性作用;与其他现有研究成果不同,本文认为1997年至今跨境投机性资本流动对实体经济的紧缩效应非常明显。因此,宏观当局应充分掌控跨境资本流动影响的动态特征,积极参与国际间“跨境短期资本流动量交易市场”的构建,确保跨境资本流入或流出总量的基本平衡．以基本消除宏观经济出现系统风险的隐忧。     

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政策与银行稳定性

为应对复杂经济金融环境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金融体系的影响,2016年起人民银行正式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我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逐渐完善。本文选取2010-2020年我国42家上市银行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基于宏观审慎视角下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跨境资本流动总体对银行稳定性具有负向效应,降低了银行稳定性;跨境直接投资则增强了银行稳定性;跨境间接投资弱化了银行稳定性。第二,资产价格和流动性错配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中介效应。第三,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跨境资本流动和银行稳定性之间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宽松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利于跨境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促进作用,紧缩型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则弱化了跨境间接投资对银行稳定性的不利影响。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加强有效宏观审慎监管;二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分类监管。三是完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针对不同类别跨境资本流动施以相应宏观审慎政策工具。     

返程投资及其监管探析

返程投资作为我国利用外资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一直广受关注。返程投资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早期的返程投资主要表现为货币资金的跨境实际流动；近期则以跨境并购为主要手段，表现为境内资本权益的跨境转移，甚至有人称之为内资企业的外资化“运动”。返程投资的产生，是利用外资政策、资本市场发展、税收制度改革、资本项目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有着复杂的国内制度背景，其动机是多元的，对国内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社会公正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年检数据研究跨境资本流动方式的探讨

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年检数据不仅能够全面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更能真实反映企业外币资金的跨境流出入情况.本文旨在探讨通过设定能够反映跨境资金流出入情况的重点数据及指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跨境资金流动总体态势,并以32家外资融资租赁企业的数据样本为研究实例对天津市外资融资租赁企业总体的跨境资本流动情况和趋势进行分析.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跨境资本流动存在的监管盲区和政策建议

<正>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关注的焦点之一,跨境资本流动日趋频繁,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进一步提高。对此,监管部门在完善监控等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加强监管和规范资本流动的政策。但是,从外汇管理角度看,仍然有一部分资金在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进行着跨境流动,游离于资本监控之外,加剧了资本流动的脆弱性,给整个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隐患。     

基于国际经验的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设计

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的主要模式可以分为三种:单线控制模式、双线控制模式和多线控制模式。由于跨境资本流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核心传导机制和外围传导机制冲击中国的金融和经济,因此,中国应借鉴巴西、韩国等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的方式,在现有高频债务监测预警系统和市场预期调查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包括间接投资、直接投资、对外债务、外汇交易等四个子系统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形成以多线控制模式为主,单线控制模式和双线控制模式为辅的跨境资本流动监测预警体系,全面防范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