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是否有效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资本管制能否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我们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的数据首先建立1999年1月至2010年12月的月度资本管制强度指标,估算了包括虚假贸易在内的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然后利用上述量化指标分析中国短期资本流动管制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当前资本账户管制能够有效控制短期资本流动,汇率预期变化对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要大于利差变动的影响。因此,未来资本账户管制仍然是控制热钱流入的重要手段,而化解人民币升值预期则是平稳推动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必要条件。     

中国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体制改革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中处在一段陡峭的学习曲线上,国有企业在其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考虑到其对国内改革可能的影响,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海外投资可以为深化中国体制改革提供契机,但与此同时,也会加强部分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从而不尽符合国内改革目标。因此,在竞争性、所有制以及监管方面深化国内改革,对于中国最大限度地受益于海外投资十分重要。建立与市场兼容的制度将会带动不断创新,从而为中国企业更有效地追赶技术前沿和在海外市场保持竞争力提供机遇。     

银行业结构对中小企业融资的影响*

本文结合世界银行关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和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分布数据,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融资的关系。本文发现：银行业结构与中小企业受到信贷配给的概率呈现“U型”关系,即存在最优水平的银行业集中度使中小企业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最低。根据本文研究,我国银行业集中度总体上高于最优水平,但不同地区又有所差异。本文还发现,考察银行业集中度不能只关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比重的下降,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比重的替代性上升也没有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因此,鼓励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才是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有效途径。     

美国货币政策推升了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吗？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导致全球流动性异常充裕,对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外部融资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本文运用28个新兴市场国家2003-2015年非金融类上市企业财务数据和美国影子利率数据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美国影子利率与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变动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即美国影子利率的降低会促使新兴市场国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出现更大幅度的上涨。进一步地,这一影响在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以及资本账户开放程度较高但汇率弹性僵化的国家表现得更为显著。上述发现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控企业部门杠杆率的过程中,除要考虑国内因素外,也应高度重视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     

跨境资本流动、信贷配置风险与银行体系稳定

推进高水平金融开放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方面。本文探究如何在金融开放进程中防范金融风险,具体研究金融开放条件下跨境资本流动剧烈波动如何影响银行体系稳定性。基于53个国家和地区1991—2017年的企业数据,本文测度了银行在企业间的信贷配置风险,并探究其在跨境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的影响中发挥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跨境资本涌入改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通过国际风险承担渠道提高了银行信贷配置风险,降低了银行体系稳定性。有别于FDI资本涌入,股权资本涌入和债务资本涌入是产生国际风险承担效应、增大银行风险的主要类型。实施宏观审慎监管政策能缓解资本涌入对银行稳定性的冲击。本文加深了对跨境资本涌入、金融中介风险承担行为和银行稳定三者关系的认识,为跨境资本涌入如何影响银行稳定提供了微观证据,对我国推进金融业高水平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化解外部风险冲击都具有重要启示。     

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跨境股票资本流动的影响,通过构造一般均衡跨期选择模型,刻画了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负向影响跨境股票净资本流入的理论机理以及投资者风险厌恶程度的调节作用,并基于EPFR全球股票型基金微观数据和由大数据文本分析技术构造的全球投资者国别层面风险情绪指标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第一,全球投资者对一国的国别风险情绪上升会推升该国的整体风险溢价水平,降低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尤其是风险厌恶度较高的被动型、开放式和ETF基金;第二,一国金融市场成熟度上升和汇率弹性增强可以缓解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对跨境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的负向影响;第三,在全球风险情绪极端低或者各国股票型基金净资本流入极端高的时期,全球投资者国别风险情绪的影响更为显著。     

跨境资本涌入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本文基于2000-2015年47个经济体非金融企业数据,考察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经济体发生跨境资本涌入将显著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涨,跨境股权资本和债务资本涌入均产生加杠杆效应;跨境股权资本涌入通过资产价格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而跨境债务资本涌入同时通过资产价格和信贷渠道推升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能缓解跨境资本涌入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冲击。本文为揭示跨境资本涌入的金融风险提供了企业层面的微观证据,对中国深化金融市场开放、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以及防范外部冲击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溢出效应:跨国企业渠道

本文采用2013-2020年19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数据,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沿着跨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网络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及微观机制。结果发现,美国货币政策紧缩(扩张)对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国关联企业投资的负向(正向)影响显著高于新兴市场国家本土企业。影响机制在于,跨国企业通过其内部资本市场与内部供应链,向新兴市场国家的美国关联企业传导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从而影响美国关联企业的投资水平、收入增长、规模扩张与现金持有,并进一步沿着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内产业关联向其本土企业进行传导。本文补充了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在企业层面的传导渠道,为新兴市场国家更好地应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提供了政策参考。     

美元汇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美元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其价值变动会通过全球金融市场对跨境美元信贷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9年全球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美元汇率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表明：美元名义有效汇率升值通过金融渠道抑制企业投资，通过贸易渠道促进企业投资，总体来看金融渠道占主导位置。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企业投资受美元升值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金融危机事件会放大美元升值对投资的抑制作用；提高金融发展水平、加强外汇市场干预和宏观审慎监管，有助于缓解美元升值的负向影响。本文揭示了美元汇率作为全球流动性重要指标，其价值变动通过金融市场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及其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这对我国防范外部风险冲击、完善宏观经济调控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全球金融周期、数字技术发展与双边股票资本流动

本文基于2001—2021年各经济体间的双边股票类投资头寸数据，探究数字技术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技术，其发展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全球金融周期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研究发现，繁荣的全球金融周期会推动双边股票资本流动增加。从资本流入经济体的视角出发，数字技术发展增强了其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这一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开始凸显，危机后得以进一步强化；数字技术的发展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影响跨境股票资本流入对全球金融周期的敏感性；新兴经济体、高资本账户开放度经济体、金融市场发展更为繁荣的经济体需要格外关注数字技术发展在推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带来的全球风险传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