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巴马旅游扶贫贡献率研究

旅游业对社会扶贫的贡献作用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而对旅游扶贫效应的定量化研究一直是旅游扶贫研究的难点。选取广西巴马为例,在对广西巴马贫困县旅游统计数据的全面搜集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回归分析,结合投入产出法,提出旅游业对广西巴马贫困县扶贫贡献效应的数值分析、综合分析和评价研究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模式,全面测算巴马旅游扶贫效应,也为旅游扶贫研究提供一种全新的定量分析模式。     

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旅游扶贫:广西民族旅游扶贫再思考

性别和贫困的关系研究是建立在贫困对男性和女性具有不同影响的认识基础上。旅游扶贫是消除民族地区居民贫困尤其是妇女贫困的重要途径。在探讨旅游业发展、性别和削减贫困等复杂关系时,要从性别视角分析广西旅游扶贫背景下,个体家庭出现的经济、资源等动态变化,从而揭示旅游扶贫在实现经济脱贫的同时,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据此认为广西旅游扶贫领域需要纳入社会性别视角,制定有利于消除妇女贫困的倾斜政策,启动社会性别预算项目试点,建立分性别的旅游就业统计指标,从而深入研究和理性选择未来广西民族旅游扶贫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云南深度贫困片区扶贫攻坚面临的困难与对策实证研究

以发展地方经济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常规扶贫方式往往在深度贫困片区不管用。深度贫困片区多不适合人类较大规模聚居生存发展,劳动力转移及与其伴生的人口迁移是该类地区扶贫的主要路径,应该创新扶贫思路,搞"外向型扶贫发展模式"。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易地扶贫搬迁与反贫困：广西模式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是在扶贫攻坚阶段为解决生态脆弱区深度贫困问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在理论层面从阻断效应、重构效应、增长效应和社会一体化效应等方面系统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的意义,同时也从融入障碍、共同体割裂效应、生活成本约束、就业困境和公共服务瓶颈等角度论述了易地扶贫搬迁的约束条件,并着重以广西模式为核心研究了易地扶贫搬迁的“顶层设计-动员激励-统筹协调-监督考核”四位一体核心机制。广西易地扶贫搬迁的核心模式包含基础设施、就业培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产业带动、社区重建、文化融入、心理介入、生态恢复等九个方面,从而从“经济-社会-文化”三个维度建立了系统性的制度框架。这些经验具有一定典型性,值得总结和推广。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差异性金融资本的扶贫效应

在“后2020时代”，相对贫困治理成为工作重心，扶贫实践也被赋予更多的“缩差”任务。本文利用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微观跟踪数据，基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比较分析视域，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两种扶贫模式对农村人口“增收”与“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对绝对贫困及相对贫困都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在绝对贫困治理即“增收”功能上，产业扶贫具有更高的治理效应，而在“缩差”上，在有效控制贫困人口能力干扰后，普惠金融成为具有更强增量治理效应的扶贫模式，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社会再生产覆盖及利益联结机制构建为核心的产业扶贫模式依然是主要金融扶持路径；未来金融扶持应该进一步扩大普惠金融的相对规模，保证普惠金融成为农村人口收入差距缩小的重要政策构成；在金融扶贫过程中，应进一步强调产业扶贫与普惠金融的有效衔接。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