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农业供应链金融扶贫研究展望——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文献综述及启示

宏观上看,金融发展通过支持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一方面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就业和劳动力要素回报率提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和再分配效应也间接促进了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微观上看,金融扶贫需要通过机制创新对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给予信贷支持,避免“精英俘获”和资金错配。农业供应链金融致力于构建农业产业链各利益主体之间有效的信贷联结机制,兼具普惠金融、合作金融和小微金融的特点,是有效的金融扶贫微观模式之一。结合我国实际,需要比较分析不同地区、不同核心农业主体、不同模式的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深入探究农业供应链金融参与主体之间的多方协作机制及其减贫效应,并持续关注金融科技发展和信用体系建设对农业供应链金融减贫机制和效应的影响。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发展中贫困”困局的成因与破解对策——来自新阶段重庆扶贫开发的调查与分析

2011年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已由“解决温饱”进入“发展致富”新阶段。市场失灵导致贫困地区要素集聚能力弱、投资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导致扶贫移民数量大、增收难度大,城乡二元制度导致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差距大、农村要素资本化程度低,贫困人群知识技能缺乏导致其人力资本存量低,以及财政扶贫资金总量不足、配置效率低,使贫困地区普遍面临“在贫困中发展、在发展中贫困”的困局;加上贫困标准的提高,新阶段扶贫开发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应加大投入力度,增强贫困地区发展能力;完善政策配套,提升易地搬迁扶贫效率;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加快制度创新,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加快立法研究,为扶贫开发提供法制保障。     

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实践：成效、问题与对策思考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伴随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旅游扶贫已经成为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反贫困战略的重要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贵州民族地区旅游扶贫开发转型发展受贫困人口参与度低、盲目开发、产品雷同、质量差、投入机制单一、扶贫绩效弱和专门人才匮乏一系列问题的困扰,因此,需要推动实施和构建政府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市场主体的多渠道筹资体系、有利于“贫困人口”受益的旅游扶贫模式、旅游扶贫开发的本地化产业链和加强旅游专业人才培养的旅游扶贫开发应对之策。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金融与新兴科技结合的产物,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改善传统金融中所存在的“领域错配”问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在中小城市展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促进企业的实业化投资,以及抑制企业金融化。     

中国农村扶贫政策的变迁及取向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消除农村贫困的工作，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当前农村挟贫面临的难度与问题依然很大。针对存在的问题，农村扶贫政策调整和完善的思路应是：扶贫对象由贫困地区向贫困人口转移，由注重解决生存贫困向注重解决权利贫困和能力贫困转移，坚持政府扶贫与社会扶贫相结合，坚持增加扶贫资金与提高扶贫资金效果相结合，坚持就地扶贫与并地移民扶贫相结合，坚持救济性扶贫、开发性扶贫和知识性扶贫相结合。     

对铜仁市金融精准扶贫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近年来,铜仁市整合各方资源发挥金融合力,实施以产业扶贫为主要发展方向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强化扶贫产业发展对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带动作用,金融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梳理了铜仁市金融精准扶贫主要措施,分析了当前金融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整合式扶贫:一种新的扶贫治理模式的尝试性阐释——以大理州扶贫治理经验为例

通过对扶贫治理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范式、制度主义范式和政策主义范式比较分析，发现当前部分地区的精准扶贫实践更多遵从在政策主义范式指引下的政策性扶贫路径。这种路径可能导致扶贫效果的"棘轮效应"，造成政策结果的"马太效应"，引发基层政权"异化效应"。考察云南省大理州的扶贫治理实践，我们发现一种整合式扶贫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整合论意义上的整体涌现性特征，遵循内生性逻辑、整体性逻辑和综合性逻辑进行运转，提升了国家贫困治理政策的执行绩效，化解了地方政府的政策风险，可以看作是一种贫困治理模式的创新。     

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及扶贫模式研究综述

石漠化地区历来是广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区域,也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广西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年来,广西不断加大石漠化地区扶贫开发力度,创新扶贫工作方式取得了显著成绩。文章总结归纳近些年学术界对广西石漠化地区贫困现状、贫困致因研究,以及扶贫模式存在的问题研究等,提出五种扶贫模式及其他扶贫模式结合对石漠化地区治理和扶贫工作的借鉴意义。     

农村普惠金融“普惠”难题破解之道

农村普惠金融在我国已经有近十年的历程，为破解“三农”问题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总体来说，目前农村普惠金融既不“普”也不“惠”,农村金融依然是金融体系中的最薄弱的环节。其主要原因，一是银行的商业性或盈利性与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之间存在矛盾，二是农村金融的高风险、高成本导致银行要么望而却步，要么提高金融产品价格。要破解农村普惠金融的“普惠难题”,政府应当在政策上引导、法律上规制、财政上支持，加强村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环境。要在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夯实农村普惠金融根基的基础上，充分发挥银行金融机构在农村普惠金融中的作用。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及差异分析

探索金融缓贫路径、明确金融缓贫路径差异对总结扶贫经验、提高金融扶贫效率、推动金融扶贫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陕西省各县为样本，采取多维指标测度金融发展及贫困，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金融发展与县域减贫的关系，同时研究了贫困县与非贫困县金融缓贫路径机制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县域金融发展不仅可以直接缓解贫困，还可以通过推动经济发展、调节收入分配间接缓解贫困；县域金融发展的贫困缓解效应在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存在差异，其直接缓贫效应在非贫困县作用更强，在贫困县金融缓贫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贡献基本相当。     

数字普惠金融、要素扭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金融市场效率改善要素配置扭曲状况,进而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采用2011—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引入劳动和资本要素配置扭曲指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的影响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要素扭曲,而要素扭曲的改善会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对于数字化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型城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要素扭曲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效应在东部地区和大城市更显著。因此,在资源环境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硬性约束条件下,国家应大力推广数字普惠金融,促进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整合,进而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旨在为金融需求者提供一个普惠性的产品服务,促使传统金融转向开放、包容、普惠的“人本主义”经营理念。根据金融深化理论的观察,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门槛效应、减贫效应、排除效应可以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2011—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31个省级区域的泰尔指数,并在此基础上使用面板回归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收敛城乡收入差距;由于数字普惠金融会在计量经济模型中出现内生性问题,用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得到一致可靠的计量结果。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现状及政策思路

一直以来,鄱阳湖地区是江西省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之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不断深入,研究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农村贫困问题显得日益重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贫困人口存在先降后升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破坏、资金匮缺、基础设施不完善以及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等因素导致了贫困.应从改善反贫环境、加大扶贫资金力度、提高农村人口素质等方面优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村扶贫工作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