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财政分权指标构建与“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影响测度

县级财政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夯实国家治理基础的重要保障。县级财政分权的经济影响与分权指标和体制设定密切相关。文章对财政分权指标进行了深度评述并构建了七项分权指标,在此基础上实证估计了财政分权和"省直管县"改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支持了制度内分权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因此,规范县级政府财政收入行为和赋予县级政府制度内财力自主权,将"省直管县"纳入新一轮财税改革总体规划已是当务之急。     

应关注“十三五”时期重点领域改革的增长效应

财税、金融、土地、户籍、行政、所有制、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改革在过去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呈现出一些规律和特征。分析表明,"十三五"时期,全面落实重点领域改革部署,每年将多拉动经济增长1.53个百分点,GDP有望保持7.39%的年均增速。分领域看,推进财税改革红利最大,土地、户籍和国企改革红利次之,开放和金融、行政体制改革红利较小。加快释放改革红利,应切实把握重点改革释放增长红利的规律、特征和变化趋势,将财税体制改革放在优先位置,尽快启动要素市场化相关改革,积极稳妥推进塑造市场主体的国企改革,继续深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同时创新科技体制,发挥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增强改革的关联性、配套性和耦合性,发挥好相关领域改革间的组合效应,并想方设法降低改革摩擦。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红利”的反思与再定义

经典文献和学术界主流更多地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一角度来观察和分析"人口红利"。经典的"人口红利"概念不足以体现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积极影响,与这一过程中人口质量的提升密不可分。因此,"人口红利"应该被定义为:在人口转变开始后,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人口质量提升共同作用形成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条件。文章利用生产函数构造了新的"人口红利"测度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未来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论是人口质量提升能够使人口变动长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方向是人口质量的提升,而不是依赖生育政策来延续所谓"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     

人民币汇率错位与经济增长效应

我国人民币汇率高估，既有改革前追求工业化目标的因素，又受国内经济改革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汇率错位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存在；经济增长变动对人民币汇率错位变动的效应存在。只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就能避免汇率严重错位。     

户籍制度改革红利释放机理及“十三五”时期趋势预测

户籍制度改革可通过增加劳动要素投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两条渠道,以及劳动力参与扩大、结构重配和技能提升这三种效应释放增长红利。分析表明,在1979~2013年GDP年均9.8%的增长中,户籍制度改革贡献了1.42个百分点。预计"十三五"时期,基准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下降到0.36个百分点,完全落实改革部署则能达到0.56个百分点,部分落实改革部署仍能达到0.46个百分点。为了更好地释放户籍制度改革的增长红利,应以剥离户籍与福利的内在联系为重点,探索新型户籍准入制度和城市福利保障获取机制,并配套推进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的联动改革。     

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的灰关联分析

经济增长需要动力。经济增长的动力系统包括投入的经济效率、生产的结构变动和GDP的使用结构三个部分。文章运用灰关联分析,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进行了排序,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国富民强之路——财税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自1994年财税改革以来，财税改革走向了促进市场经济运行，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之路。如今，党十七大报告更是明确了财税改革的终极方向，即“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的利益总量”。随着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不断提高，怎样让国富之后人民也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财税改革今后会走向何方，文章对我国财税改革的国富民强之路进行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分析郭克莎根据反映工业增长质量的基本内容，本文分别从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变动、工业增长结构的变动、工业品出口和竞争力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质量的变动态势和特点。一、工业增长效率和效益的变动工业增长...     

经济增长、储蓄结构与收入分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

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测算了我国1978年～2009年间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重的变化趋势.应用卡尔多"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型"的研究表明,储蓄结构变迁是影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主要因素,其中企业储蓄的快速增长是导致居民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企业储蓄的高增长是我国步入"重化工业化"阶段后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调节国民经济收入分配格局的根本措施在于改革当前导致企业储蓄率过快增长的财税与金融等制度性因素.     

《经济研究参考》杂志“地方财税与会计”栏目征稿启事

为了进一步加大《经济研究参考》杂志反映我国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力度,积极配合省以下财税体制改革和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更加贴近地方财税与会计工作实际,自2015年1月起,《经济研究参考》杂志"地方财经"栏目更名为"地方财税与会计",每月出版1期,每月21日出刊。该栏目主要反映当前我国地方财税改革发展实践和经济社会建设,并立足广西,重点反映和探讨我国西部地区、民族地区财经发展状况和面临的共性问题,既有工作指导、情况反映、经验交流,又有     

基于“消费优势”解析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从财富匹配取决于"消费优势"的视角分析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并通过博弈理论和实证分析对"消费优势"假说进行了检验证明,诠释了"资源诅咒"产生的经济机理.研究表明,从"消费优势"的特点看,把握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能源回报趋势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随着开采难度的增加,化石能源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量不断增长,可供于经济社会能够真正使用的净能源量也随之变动,这将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基于此,本文从"净能源"角度提出化石能源供应净量的概念,并预测至2025年我国化石能源产量、净进口量、生产过程中的消耗量;进而,将取得的重要参数和预测数据应用到能源型生产函数中,通过Lingo软件模拟出化石能源供应净量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计算得出:在基准情景下,我国GDP增速呈逐步放缓的趋势,2011-2015年间为9.26%,2016-2020年间为6.01%,2021-2025年间为4.29%,目前正处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甚至是低速增长阶段的新时期。     

制造业结构变动和生产率增长——基于不同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结构变动是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源泉。本文将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分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前者通过生产率快速增长的行业扩大比重实现;后者通过"与用户相关的外溢"等机制实现。对我国1980-2010年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研究发现:单纯从直接作用看,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并不明显;而进一步利用动态面板衡量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的总和,发现制造业结构变动明显影响生产率的变动。这也说明我国制造业结构变动主要是通过间接方式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     

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变革和技术进步带动了中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在产业结构变动的过程中,国民经济也在高速增长,中国从一个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工业门类齐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本文参阅以往的研究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的具体情况,探讨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尝试建立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理论分析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工具对产业结构变动和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结果证实了理论分析的判断。     

关于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梳理和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作为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结合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我国经济年均10％的增长源自于我国财务改革,财税改革逐渐成为各项改革的突破口和先行者.当前,我国处在改革的攻坚期、矛盾的凸显期、战略机遇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税改革提升到了更加重要的地位,新一轮的财税改革拉开序幕.本文结合财政学、税收理论,分析了我国财税体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相关内容对财税改革内容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几点建议.     

中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面板模型的研究

经济增长主要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但经济总量的增长是以各产业部门的增长为基础的。现有文献中主要是采用截面数据对各省份的产业结构进行分析,而我们采用面板数据从截面个体及时间变动两方面,研究我国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及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合理的解释我国三大产业结构如何带动经济的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变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为探讨其动态关联关系,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今后经济运行提出合理化建议。     

财富效应、消费函数与经济增长

通过持久收入理论和生命周期理论，可从不同侧面分析股市财富效应的作用。LC-PIH模型则对股市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全面的诠释，即持续繁荣的股市所形成的财富效应，可以增加投资者财富和公众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景气预期，改变短期MPC，刺激消费增长，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财富效应的影响程度要受股市规模，股市变动趋势，股价波动的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制约。     

经济新常态的理论剖析及路径选择

我国经济在持续高速增长后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把握节奏,调整结构,平稳度过"中等收入陷阱",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马克思经济理论,剖析经济增长动力及源泉,分析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阶段性特征。经济增长"新常态"是经济总量增加和财富增长的"双增"阶段,我国应采取措施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